前段时间，我又翻开了1987年荣宝斋编辑发行的一本《北京饭店藏画》，这本画册非常精美，我爱不释手，平时就放在案头，经常翻看。

这本画册收录了北京饭店收藏的中国现当代著名大画家，包括齐白石、刘海粟、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李苦禅、吴作人等五十余位的90幅画作。这90幅画作，是北京饭店一小部分珍贵藏品，充分展示出了“中国画”博大精深的宏伟气派。

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工作关系，我认识了著名画家刘海粟、李可染、李苦禅、谢稚柳、郑乃珖、白雪石等30位老先生（《北京饭店藏画》收录有他们的作品），他们画画时我就站在一旁观看学习，有的老先生不喜欢用墨汁画，说里面含有骨胶，墨分五色，尤其使用墨汁在生宣纸上画画时，艺术效果不如用手工磨的墨层次分明。这时我就帮老先生研墨。研墨是个手艺活，研墨时手腕子要有功夫，这活着急不行，要有耐心，用力要不轻不重，不快也不慢，研好的墨要浓淡相宜。我曾给先师郑乃珖用普通砚台和普通墨块研过几次墨，那是他用生宣画泼墨山水和泼墨荷花时所用。

在为老先生研墨的过程中，我也知道了很多趣闻。我见过一位老先生珍藏的清代乾隆年间的二块古墨，墨块上面有骨胶调和纯金粉而成的字，非常珍贵。老先生平时用布和多层宣纸包裹着，有一次，他小心翼翼打开包裹，让我闻一下，果然奇香无比，而且香味久久不散。老先生还说，古墨里含有多味贵重中药，能入药。

这位老先生还藏有一方乾隆年间的上品端砚，如不遇上上等的宣纸，他都舍不得用这古砚古墨来研墨作画。

如今，翻看《北京饭店藏画》，不仅回忆了与他们的那些时光，还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些画作蕴含的艺术价值。

《北京饭店藏画》画册扉页，印有李可染题写的“现代中国画选粹”以及方毅题写的“北京饭店藏画”。李可染的题字，古朴苍劲，即有汉魏碑帖之韵味，又有金石篆刻之意。他的书法受白石老人影响，铁划银钩不拘一格，自成一派，被人称为“李家书法”。方毅的题字则气势险峻，刚劲有力。两帧书法各有千秋，都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画册开篇第1页，便是齐白石92岁时，用朱砂点睛，再浓墨重彩挥就的《和平鸽》斗方一幅，和平鸽雄姿飒爽，如同正在空中翱翔。

画册第10页，有傅抱石的大幅山水画《松下怀古》。只见群山深处，有一棵硕大的松树，松荫之下，有一座古亭，二位老者对座而谈，仿佛有清风吹过。

画册65页则是徐悲鸿的《奔马》。画中，定格了马匹昂首飞奔的一瞬间。只见马的眼神镇定，直视远方。马腿飘逸地飞腾，马尾向上翻飞，仿佛要从画中一跃而下。我观此画，虽然是用皴、擦、点、染等传统绘画手法绘就，但是意境深邃，满纸生辉。

古人云“胸有成竹”，徐悲鸿画马如此精彩，归功于他精准地掌握了马匹的解剖结构。这与他独特的经历有关。

1939年冬，徐悲鸿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访问印度，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讲学之后，徐悲鸿骑马在印度各地游历，这期间他创作了《愚公移山》、《喜马拉雅之山林》、《喜马拉雅山之晨雾》等油画，在印度大吉岒一带，他见到了当地的一种马，这种马，肌肉发达，体型健壮，奔跑时疾如闪电。他在这里细心研究了马匹静止时和奔跑时骨骼、肌肉、皮毛等部位的特征，对马匹各部位的变化有了准确把握。因此，无论马匹在何种运动状态中，他都能得心应手，一气呵成。

再者，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所画之马，受中华民族日益高涨的抗战精神的鼓舞，被赋予了人格魅力。他笔下的骏马，在奋力奔驰瞬间迸发出强大生命力。他在南洋画了大批这种被赋与人格魅力的“奔马图”，并将卖画所得捐给国家，支援国内抗战。他给这些马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90幅画作，每张都非常精彩，每张画背后都与北京饭店有一段故事。而徐悲鸿先生的画作与北京饭店有特别的渊源。

1977年5月，张忠实担任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副局长，并兼任北京饭店党委书记。1950年至1954年，他曾在北京饭店工作过，他对北京饭店字画、文物收藏以及历史掌故了如指掌，在刚上任的第一天，在北京饭店全体干部大会上说：“我们北京饭店有很多古代画家和齐白石、徐悲鸿等好多大画家的字画，客房科和餐厅科你们要好好找一找，这些都是国宝呀！”

这并非虚言。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宴”在北京饭店举办，在此后一段时间，北京还没有修建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国宾馆，国家的外事活动，几乎都在北京饭店里举办。为了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特色，增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艺术交流，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建议下，北京饭店派专人到琉璃厂的荣宝斋、宝古斋等处收购了一些古瓷器和名人字画，其中有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知名的界画大家（中国绘画很特色的一个门类，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故名界画）袁耀所画的《春色先归十二楼》，徐悲鸿的《漓江烟雨》（徐悲鸿临终前未完成之作，后由学生张安治补画而成）《奔马》《双鹫图》等，还有潘天寿的《小憩》以及张大千的《秋江牧马图》等名画。除此之外，北京饭店还邀请了当时很多著名画家、书法家为北京饭店创作书画。

然而，因为时代的原因，数十年来，这些字画散落在北京饭店各处。

因此，在召开干部大会之后，客房科长张景奎就在库房、客房认真寻找，找到了徐悲鸿的一幅《立马图》，经报领导批准，此画用金丝楠木画框装裱后，挂在了4055大客厅的东墙壁上。

这间客厅当时布置得古色古香，客厅里大小茶几都由香樟木做成，大茶几上的茶壶和茶碗是景德镇精制的粉彩“建国瓷”，窗前两个花架上常年摆放着鲜花。

除此之外，客厅中最具特色的是一圈法国原装全牛皮大沙发。这套沙发是1917年从法国运来，当时只在重要场地摆放。民国时期，张学良住法式中楼四楼4045房间，与他住处不远就是4055房间，这是他用于开会的地方。

将徐悲鸿的这幅作品挂在这间颇有历史的大客厅，可见其作品的珍贵。不过，遗憾的是，徐悲鸿先生的另一件作品却找不到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饭店西餐厅里一进门，有一个用黄花梨雕成的大画屏，上面裱有徐悲鸿在印度创作的黑白《双鹫图》。秃鹫是一种大型鸟类，身长近1.2米，生性威猛，它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山脉群峰之间飞翔。它在中国西藏、印度大吉岭等处及尼伯尔都有分布。观此画，在高山之巅，岩石之上，能看到两只秃鹫目光炯炯地凝视着远方。

中国北派裱画大师刘金涛曾对我说：“徐悲鸿在印度画过一幅双鹫图，徐先生对这幅画甚是喜爱，除亲朋好友能偶尔一睹为快外，一般密不示人，双鹫图就是我给裱的，后来为支援抗日战争捐款，徐先生把这幅画卖掉了”。

据一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过北京饭店副总经理的老干部的回忆（现已故去）：《双鹫图》刚买回时发现一只秃鹫的利爪下破了一个洞，在装裱时请人补上了破损之处。

可惜的是，《双鹫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遗失不见了。在1983年出版的《北京饭店史闻》一书中提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因为时代的原因，北京饭店的不少画作被摘了下来，不知去向。若干年后，虽然经过众人的努力，找回了一部分画作，但徐悲鸿先生的《双鹫图》找不到了，这也给后人留下了诸多遗憾。

（原标题：北京饭店与徐悲鸿画作）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彭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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