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耸立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出人民公园地铁站，就能看见“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几个大字，岁月在碑体涂上了斑驳，显出几分历史的厚重。事实上，川路总公司修建的原版纪念碑早被日本的飞机炸毁，现在的这座，是建国后修建的。甲午海战后，清政府意识到铁路对国家的重要性，随后掀起了修铁路的高潮。但修铁路不是修房子，需要巨额资金。清政府穷得叮当响，只好向外国银行借钱修铁路，当时的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就是向外国银行借钱修的。用别人的钱就要付出铁路的运营权和管理权，清政府修铁路的初衷是增强国防，发展经济，结果两条命脉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所以，清政府想花自己的钱，修自己的铁路，办自己的事。由于没钱，于是想到向民间集资修铁路，在中央的推动下，很多省成立了铁路公司。1904年，四川在总督锡良的主持下，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公司。川汉铁路公司的资金有四个来源：政府投资1.9%；商人投资20.5%；抽租投资77.5%和公利之股0.1%。当时的四川商人凑不齐修一条铁路的钱，于是通过政府向全省的农户摊派，全省收租超过1200斤粮食的农户，按当年实际收入的3%抽取“股金”，一句话，农户们“被股东”了，这相当于农户每年增加了3%的“个人所得税”，这叫抽租投资。所以，川汉铁路公司大部分资金来自7000万四川民众，相当于四川省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弊端大家有目共睹，100多年前国有企业的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效率低下，管理层得不到监督，贪污、腐败、挪用公款屡见不鲜。川汉铁路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施典章，用公款投资橡胶生意失败，给公司一次性造成了300多万两亏空。几年下来，川汉铁路公司一寸铁路未修，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白银。公司内部也乌烟瘴气，雪片般的举报信飞进中央。清政府也看出来了，商办铁路缺乏统一规划、资金实力弱、效率低下，问题太多，决定把铁路收归国有。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原本是欢迎国有化的，觉得解套的机会来了，公司现在是个烂摊子，只要清政府当了接盘侠，公司亏空的事自然就得到解决。然而他们想多了，主持铁路国有化的盛宣怀是少有的人精，他提出，公司花掉的钱和账面上剩下的钱由政府换发国家铁路股票，亏掉的300多万概不负责。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瓜了，经过多次交涉，盛宣怀一点也不让步。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层老羞成怒，开始通过群众运动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宣称中央不仅赖账，想白白得铁路，而且还要卖国。铁路国有化后，中央还是没钱修，盛宣怀只好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借钱。借款合同上说借款的使用须由主借银行监督，须以厘税作抵，工程须聘用英德美各国一人，须由银行监督购用工料等条款。庚子之变后，从朝廷到民众，对“卖国”特别敏感。公司管理层联合四川的哥老会势力，鼓动民众反对卖路卖国。当时许多革命党人潜伏在四川活动，他们看到了此次运动大有文章可做，是武装推翻清政府的好时机。后来，抗捐、抗粮、零星的起义不断发生。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开枪射杀请愿人群。这下捅了马蜂窝，四川各地共20多万人纷纷赶赴成都，围攻成都十几天。事态变得十分严重，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清政府从湖北、湖南、贵州、云南、陕西等地调集兵力镇压。由于湖北兵力空虚，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宣布独立。四川57个州县也响应独立。总督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释放了在保路运动开始时逮捕的蒲殿俊等人，自己后来也被砍了头。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因而保路运动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民国后，铁路国有政策不变。袁世凯政府答应承担川汉铁路公司的一切费用，分期支付，本息总额两千九百余万元。但后来一直内战，民国政府承诺的巨款自然没有到公司的账上。倒是公司原来剩下的700多万两白银，有的被偷被抢下落不明，有的被用来开办铁路银行和轮船公司，原先规划的川汉铁路，最后也没修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