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政治学读懂万历皇帝：

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帝王虽然是权力的象征，但不代表他可以将个人意志绝对凌驾于封建礼制之上。当万历皇帝想要首先册封深受其宠爱的淑妃郑氏为皇贵妃时，文官集团当即上书异议认为此举有违礼制，争执激烈，最终不了了之。而郑氏虽深得万历宠爱，至死也未能和皇帝葬在一起。万历试图废长立幼，定皇三子代皇长子为太子时，文官集团同样认为其有违祖宗礼制予以坚决反对。帝王与臣僚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可以看作封建制度与强权意志之间的博弈。

物有两极，万历后来的“无为而治”不应被看作是纯粹的懒政，至少不是万历的初心，他是用自己的选择性消极怠工，向文官集团和固化礼制示威对抗。他贵为天子，但习字、练兵、立储、出巡均受到约束，自然感觉愤懑。事实上，万历年间内外形势已经日趋复杂，杨应龙西南叛变，哱拜宁夏造反，日本侵占朝鲜，努尔哈赤起兵。此外，文官集团走向分裂，皇帝举步维艰而被迫采取消极怠工，东林党争随即出现。再者，财政制度和官员俸禄机制的缺陷，导致秉公办事成为一席空谈。如果将明朝的衰落归咎于万历一个人，当然是有失公允的。

用行为心理学读懂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活得很辛苦，尽管作为九五之尊，享尽世间荣华，但那只是物质方面，而他内心是孤寂的。名义上他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处处被文官掣肘，受礼仪规矩束缚，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年幼无知时被自己的导师张居正辅佐，没有什么个人主张，清算了张居正后，以为自己可以乾纲独断时，却又被继来的文官势利掣肘，万历肯定想，如此局面，贵为帝王还不是一个傀儡？

认清形势的万历很无奈，他并没有其叔祖正德皇帝那般活力，只是心灰意懒，采用“无为”的罢工手段来对抗文官集团。这对双方都是伤害，对于死气沉沉的帝国更是沉重的打击。

用组织管理学读懂万历皇帝：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他不过是紫禁城中的一名囚犯。他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升迁提拔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至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做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定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变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帅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居于九五之尊还有什么趣味？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朱翊钧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模范，但是道德模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

皇帝在文官制度中的作用是仲裁，当出现争论无法用伦理解决时，皇帝可以用他的天授权威来决断，不管这种决断是否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也不管这种决断是否有道理，总之，这是皇帝的职权。精明的皇帝能够利用这种决断权操纵文官集团，从而真切地成为文官集团的首脑，而懦弱的皇帝，则可能不善于用他的这个权威，从而沦为文官集团的橡皮图章。团结的文官集团通常是皇权的障碍，所以，精明的皇帝都会在文官集团中有意无意的培植对立的两大集团，并且在两大集团之间游刃有余，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权威，并使之凌驾于两个集团之上，作为一名有威望的仲裁者。万历显然在这方面做得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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