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崇寒

1934年1月底，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施泰德博物馆迎来一位特殊的中国人，年纪不大，40岁左右，容貌清秀，颇有儒雅之风。

他自柏林而来，不久前刚结束的柏林画展令他名声大噪，各大媒体及专家推崇备至，盛赞此君画动物之生动、有力、高傲不群。尤其是那匹牵到九方皋面前的马，令《柏林日报》记者印象深刻，“它昂然耸立，眼光与鼻孔表出它生命之火，尤胜于身体的姿态……正是这种高傲，使它不同凡兽，富有特异的生命情调。”

一进大厅，他迫不及待地向一幅纵横均超过2米的油画走去，端详良久后，拿出手上的工具，开始临摹起来。这幅大尺寸画作自1905年被施泰德博物馆购得后，成为大师系列的重要展品之一，迎来送往无数观者，没想到还能在此巧遇东方面孔。

要知道，300多年前，画家创作此画时，对东方了解有限，尽管曾将中东元素融入其他画中，但他直到63岁去世，一步没离开过荷兰。晚年穷困潦倒，执着于自画像的他不会想到，几百年后，竟会有人一遍遍临摹自己的作品，还是以画马闻名于世的中国同行。

你可能已经猜到了，徐悲鸿和伦勃朗，两个很难联想在一起的名字，身处不同时空，在施泰德博物馆1636年的巨作《参孙与大莉拉》前相遇了。徐悲鸿好友孙佩苍起到了牵线作用，正是受他所托，才有了如上这一幕。

徐悲鸿与孙佩苍结缘于法国。两人分别于1919年、1920年赴巴黎学习西方美术，与郭有守、谢寿康、邵洵美、常玉、张道藩等留法好友，自发组织了一个乡友会性质的团体“天狗会”，谢寿康被推为老大，徐悲鸿老二，张道藩老三，孙佩苍为军师。

一战后的巴黎物价飞涨，生活成本变高，反观通货膨胀的德国，马克持续贬值，同样数目的法郎，在德国可增值数倍。1921年，徐悲鸿夫妇移居柏林，常玉、孙佩苍紧随其后。那段时间，“天狗会”成员时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陈寅恪、陈登恪等人也常来谈诗论画，极为欢乐。后来常玉、孙佩苍、谢寿康干脆在徐悲鸿家搭伙做饭，徐悲鸿负责洗碗打杂，其他人做饭烧菜，谈笑吃饭间进行艺术交流，很是和谐。

其时，嗜画如命的徐悲鸿与孙佩苍利用马克贬值，购进大量原画。这要放在以前，简直是不敢想的事，他们一般看中一幅画或一件艺术品后，问明价格，先付一点定金，隔几天等马克贬值好多倍时，按原定的数目买回来，两人因此搜购了不少好东西。徐悲鸿为此打趣孙佩苍，为了一张画，“就像追求情人一样去追”。

在柏林，徐悲鸿最爱去的地方除了动物园，就是博物馆。学习西方油画，到各大博物馆看真迹，临摹大师之作（笔触、纹理、光影），是学画之人的必经之路。徐悲鸿曾自述，“时最爱伦勃朗画，乃往弗烈德里博物院临摹其作。于其《第二夫人像》（即《凭窗的亨德里治》），尤致力焉。”在徐悲鸿“生平最得意之秋”（1921年9月），他第一次走进伦勃朗的色彩世界，几乎全身心泡在里面，不吃不喝，经常临摹到忘了时间，直至博物馆关门，一画就是10个小时以上。虽然下了很深的功夫，“略有所得”，徐悲鸿仍觉得无法将全部知识用在自己作品之上，越用功，反而越不能进步？对26岁初出茅庐的徐悲鸿而言，有这样的疑惑很正常，待他十几年后再摹《参孙与大莉拉》时，早已是另一番体验。

期间，徐悲鸿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接受安格尔体系（重视素描和线条）的熏陶，在学院派画家的教导下，加强了人物素描刻画技巧的训练及如何从素描过渡到油画创作，勤勉练习，终把西方古典艺术的精华真正学到手。其油画作品《老妇》1923年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引起巴黎美术界重视，深得好评。

1933年，徐悲鸿于举办宣传中国艺术画展之际再赴欧洲，孙佩苍刚好在法国担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30年12月—1933年11月在任），研究并收藏美术作品，包括从写实主义到印象派的许多印刷品及原作。蒋碧微曾回忆，“好友孙佩昌（即孙佩苍）先生，在国内时便请托徐先生，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博物馆临摹一张17世纪荷兰画家伦勃朗画的《参孙与大莉拉》的名画”，徐悲鸿欣然允诺，利用在法兰克福筹备画展期间，前往施泰德博物馆临摹画作。在法兰克福的那段时间，天气一直不好，徐悲鸿一心扑在工作上，往来于画展与《参孙与大莉拉》之间，因为博物馆里光线不足，徐悲鸿临画很费事，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多天。工作结束后，徐悲鸿一行乘火车回柏林，由柏林至意大利，再赴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举办画展，在欧洲逗留一年零八个月后，载誉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