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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动物园的存在都具有争议性，这种争议不会停止，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话题具有开放性的讨论。

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全世界范围内，动物园作为一个行业是如何回应这一争议的。

自二战结束、西方世界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以来，动物园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不仅有大量的新建动物园，那些原来就存在的、历史悠久的动物园也得到了扩建、搬迁等发展机会。

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型海洋馆、水族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在西方发达世界的大城市涌现：一开始是沿海，后来逐渐扩展到了内陆。

从这一历史角度来看，动物园的发展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带来的一种福利，但不得不承认，一开始，这一福利并非指的是给野生动物带来的福利，而是给城市人群和经营者带来的福利。

以《寂静的春天》的出版（1962年）为历史坐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经济和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 “福利”的同时，对大自然和城市人居环境造成的破坏是不能接受的。

城市人群开始关注自然，特别是关注身边的“自然元素”。自然而然地，动物园中的圈养野生动物作为典型的自然元素在城市环境中的“镜像缩影”，越来越多地获得关注。

那些以娱乐和经营为目的兴建和运作的动物园中，圈养野生动物的福利状况和动物园对待它们的态度逐渐变得不被公众接受，对这类动物园，或者说实际上是对绝大多数动物园的质疑和抗议愈演愈烈。

西方世界这种对动物园的质疑，到上世纪80年代发展到顶峰，动物园行业承受的指责和压力迫使自身做出回应。

这个回应就是《世界动物园保护策略》，从1993年到2015年，保护策略改进了三版，从黑迪格尔强调的“动物园应该作为文化机构”，发展为将动物园的职能定位于保护机构。

了解世界动物园的发展，可以作为国内动物园寻找对策时的一项参考：在全世界范围内，动物园行业社会形象的改善，首先始于重拾动物园生物学的要义，并跟随时代发展从获取自然资源转变为保护自然的领军者。

如果动物园能够在城市生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使其具有维护系统动态平衡的功能，也许会让接受它和不接受它的人们共同获益。

黑迪格尔似乎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动物园生物学所涉猎的内容既关乎人类也关乎动物的生物学现象，因而具有双重目标。或者说，它研究的是试图让动物和人类都能从动物园中获得舒适。

动物园对于人类

不可否认，在城市生态系统中，人类占据主导地位。文明的发展使人类高密度聚集在城市中，人们呆在合成材料建造的房屋里，坐在由灯光和空调维持的体感舒适区，身边是纠缠的电线，耳边是机器的声响。

学习有教室，生病有医院，吃饭有餐馆，人工制造的集约化环境满足了城市居民的基础生活，人们从这部分农耕时代需要自力更生的事物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真空时间。另一方面，人类也因此生疏了对荒野的认知。

图片来自：觅知网

然而，与自然互动是人类在演化中未曾失去的天性，这种渴望亟待找到一个通向自然的紧急出口，于是人们光顾游乐场、宠物店、健身房，寻求冒险、接触其它生命、让身体运动，试图从中获得某种身心的补偿。

“技术越是深入我们的生活，在渗透我们工作生活的同时也占据了我们的私人活动领域，人们就越需要至少在业余时间让自己从事一些非技术事务，也就是与活的动物和植物互动。”

黑迪格尔从这个角度，赋予了动物园一个填补城市居民渴望接触自然的功能：

“动物园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通过提供一种间接的自然形式，而且还通过与自然的密切接触来填补业余活动的真空。

通过为人们提供与动物和植物有关的重要环境因素，动物园也能为现代人创造一种机会，以一种类似于我们祖辈所熟悉的那种在房舍、田野和庭院中与生物接触的方式去与大自然建立联系。”

图片来自：素材中国sccnn.com

动物园应该为人们提供一个通过身体和智力活动获得感悟自然的机会。尤其是动物园承载了野生动物，这是其他城市机构所不具备的。

动物园对于野生动物

“仅仅为了满足游客单方面的好奇心，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人类把野生动物变成笼中圈养、籍此干预它的生活是正当的；”

“动物园具有原罪”，我们经常能听到这种说法，理由是所有圈养动物最初都来自野外，那里的生活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因此，在谈及将野生动物圈养在动物园中的合理性时，必须首先面对这句话。

一方面，这个观点代表了人们对圈养动物的同情和愧疚，而另一方面，这种共情又基于了某些误区，即野生动物在野外享有无限的自由。

黑迪格尔用了很多物种研究实例讲述“领地”与“绝对自由”的边界，来打消人们出于理想中的诗情画意做出的对野生世界“天高任鸟飞”的拟人化想象。在科学面前我们必须正视，在野外，完全的“自由”并不存在。

每只动物在野外都善于利用所处地理、规划时间安排，驱利避害地为自己建造一个“舒适圈”——领地，轻易不会离开。换而言之，它们终生也都受制于这个由时空模式和社会制度维系的“舒适圈”，因为离开可能要面对的是能否存活的问题。即使是迁徙的动物也受制于固定的路线，偏离路线大概率意味着死亡，我们都知道发现迷鸟是罕见的现象。

对，又是这张领地功能图

如果认可了领地的概念，为圈养动物的兽舍提供具备领地功能的次级大自然，那么动物也可以在动物园中享有自由。

围栏的作用是隔绝围栏之外的危险，而不是阻止动物奔向自由；事实上，所有逃笼的动物，都不是想要逃离所在的地方，而是想逃离某个正在发生的事件（an attempt to get away to somewhere, but rather from something），只要令它厌恶的事件消失，逃笼的动物都会自己回到兽舍。

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拟人化思维实在是发挥了太多想象。

一个功能设计完善的兽舍至关重要，但它所能做到的只能是在物理上保证了领地可以使用，动物的日常生活，或者说它们能否保持生理和心理的健康和活力是饲养员要肩负的责任。

动物在野外的主要压力是躲避天敌、获取食物和寻找配偶，在圈养下前两者不存在，饲养管理需要解决的是由此产生的无聊和退化，在这点上要做的事还很多……

除了让人和动物各取所需，动物园在调节二者与大自然的关系上还负有另一个责任——科学研究，动物园能够以次级大自然的形式作为人与动物共存方式的研究载体：

“现在，部分野生动物栖息地被人类和技术设施占据；在不同大陆、各大洲，动物的生活条件与它们原来的环境条件相去甚远，或者生活在新的栖息地或保护区中。

动物园生物学必须强调“在可用空间中，逆转人类和动物处境关系”的重要性，因为这其中的生物过程确实是非常庞大的，需要紧急调查研究。

之所以紧急，是因为动物和人类都被裹挟其中，也因为原始环境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失；这一过程不可逆转，因此，将原有环境与新的生活条件进行比较的机会，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在我们谈到过，在斯金纳揭示操作性条件作用原理之前，黑迪格尔教授就强调了行为训练对提高圈养野生动物福利的重要作用，同样，在1962年《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黑迪格尔教授就指出了经济和科技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城市人群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现状，他强调了动物园作为一种具有“次级自然”功能的城市要素，将会对城市人群产生的积极作用，并预言了这种积极作用将影响未来人群的决策，从而使人类的永续发展成为可能。这一次，我们同样寄希望于他的预言。

诚然，我们身边的动物园与其应肩负的次级大自然形式相去甚远，差到我们甚至不愿以此为自身辩解。然而悲观并不是放弃进步的理由，而应该是面对批评时的理解和面对表扬时的自醒。

今天，国内动物园的繁荣得惠于公众的宽容与知识、信息的不对等，但这一天终会结束。打造次级大自然的努力要先于公众意识的觉醒，动物园才可能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