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顺治三年首次开科，到清末废除科举，一共出了114个状元。这些状元中，大部分仕途都较为通畅。其中有44人都做到了二品大员。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一些倒霉蛋，有的混了一辈子都在原地打转，还有的被贬为知县。

清代状元中有一小部分是因为当官时间很短，像吴锡龄、孙承恩、刘子壮、邹忠倚、陈沆等人，他们考上状元后，最多的只活了七年。还有一些人是身体有病，又或是恬于为官，当了几年官就辞职了。除去这些特殊的情况，那些一直在官场上混迹的状元们，从史料来看，至少还有10人的仕途很不顺利。

最著名的是道光丙戌年（1826）科状元朱昌颐。他是浙江海盐人，他考中状元后按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职务（正六品），此后从未得到过升迁。而且朱昌颐在中状元之前已经入仕，时间是在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时就已经是小京官了，后来逐渐升为户部主事，已是六品，考上状元后，职务多次变更，但始终不离六品。

朱昌颐前后在官场摸爬滚打了30多年，直到咸丰时才退休。而且始终在六品的位置上不动窝，有清一代，也算是个奇迹了。

嘉庆时期，也有一个倒霉状元，他叫龙汝言，他中状元后没多久就因编纂国史出现失误，被削职为民。道光继位后，念他是状元出身，又赏他一个内阁中书，这不过是一个七品的小官，为朝廷做些文字工作。直到1838年去世，龙汝言也只是混了一个兵部员外郎（从五品）的职务，仅比翰林院修撰略有提升。

戴有祺，上海松江人，他是康熙辛未科（1702）状元，授职修撰，在内廷供奉翰林。1702年，因参加翰詹大考被列入三等，结果降为知县（正七品）。这时他当官已经11年了，要知道状元被外放为知县，在当时是件很抬不起头的事情，戴有祺丢不起这个人，便辞职回家隐居了。

彭浚，湖南衡山人，嘉庆十年（1805年）大魁天下。据史料记载，彭浚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二月的大考之前，就已经是侍读学士（从四品）了，因为在大考中被列为三等第三十名，结果一下就被赶出了文学侍从的行列，降为户部员外郎（从五品）。在这个位置上，彭浚一干就是很多年，后来尽管也有升迁，但他在官场的26年，最高也就当过一任奉天府丞（正四品）。

吴信中，江苏吴县城人，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点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后，一干就是十年，直到嘉庆二十三年二月参加大考，考中一等，才升为右庶子（正五品），终其一生也仅仅当到侍读学士（从四品）。

刘福姚，广西临桂人，光绪十八年（1892）状元，授予修撰后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才出任河南乡试副主考，副主考不是官职而是朝廷临时委派的差事，其身份还是正六品的修撰，可见他11年间一直未挪窝。

张建勋也是广西临桂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状元，光绪三十二年才升为侍读学士（从四品），此时距他出仕已经17年。此外还有道光朝的李承露、光绪朝的吴鲁等人，也都是中状元后十余年得不到升迁。

按照清代官场的旧例，一般情况下来说，进士出身的官员只要没有什么大过，即便是政绩平平熬到老再不济也能混上个正四品，好一点能混到正三品，这种情况就属于熬资历，也是朝廷的一种恩遇。

像上面所提到的几个状元之所以得不到升迁，一来是自己势单力薄，无人援引，又不肯巴结权贵，二来是官场腐败，起用私人的风气严重，即使戴上了状元的桂冠，照样久沉下僚，得不到施展。越是到了后期，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或许不重视知识分子也是清王朝日渐衰亡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