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开那扇掉漆的木门时,铁锈合页发出悠长的吱呀声,像老座钟突然惊醒的叹息。阳光斜斜切过积灰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菱形光斑,成千上万的尘埃在光柱里翻涌,仿佛整个九十年代的颗粒都悬浮在这里。
角落里堆着半人高的铁皮饼干盒,印着褪色的红双喜和牡丹图案。我蹲下去扒开最上面那个,发现里面蜷着几枚玻璃弹珠,其中一颗的蓝白螺旋纹已经磨得模糊,倒像是把那年夏天的午后揉成了一团雾。旁边露出半截的确良衬衫的袖口,天蓝色的,领口还别着枚生锈的蝴蝶扣,大概是哪位姑娘当年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时兴款式。
铁架上摆着台双卡录音机,按键都掉了漆,按下播放键时发出齿轮卡壳的咔嗒声,却意外滚出断断续续的旋律。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电流声滋滋拉拉地裹着歌声,像被水泡过的糖纸,甜腻里带着点潮湿的霉味。我想起外婆总说,当年她和外公处对象,就是靠着这台机子,在晒谷场的草垛后面听了一整个秋天。
最里头的木架上摞着十几本相册,塑料封皮已经脆得像饼干。翻开其中一本,掉出张泛黄的粮票,上面印着 “叁市斤” 的字样,边缘被手指摩挲得发毛。照片里的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举着 “为人民服务” 的搪瓷杯,背景是刷着标语的土墙。现在那面墙早被拆了,盖起了二十层的写字楼,电梯里的广告循环播放着新款手机。
玻璃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老物件:拨号盘的黑色电话机,转盘转起来咯咯作响;印着 “上海” 字样的雪花膏铁盒,打开还能闻到淡淡的茉莉香;还有铁皮青蛙,上了发条能在桌上蹦跶好久。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正拿着一只塑料万花筒,对着光转来转去,眼睛亮晶晶的,像在看什么了不起的宝贝。她妈妈站在旁边笑,说这玩意儿比手机好玩多了,小姑娘却嘟囔着:“可是它不能拍照啊。”
仓库主人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总坐在门口的藤椅上打盹,手边放着个搪瓷缸子,里面泡着浓茶。有人问起某件东西的来历,他就慢悠悠地睁开眼,说这台缝纫机是隔壁楼王阿姨的嫁妆,那台黑白电视机是巷尾老张头攒了半年工资买的。他从不标价,有人喜欢就随便给点钱,遇着投缘的,说不定还会额外送个小玩意儿。
我在一堆旧书里翻到本《安徒生童话》,纸页已经泛黄发脆,扉页上用铅笔写着歪歪扭扭的名字,旁边画了个丑丑的小太阳。翻到《海的女儿》那页,发现夹着片干枯的枫叶,叶脉清晰得像谁用针细细描过。突然想起小时候,总喜欢在书里夹各种 “宝贝”:花瓣、糖纸、还有偷偷攒的玻璃糖纸,现在想来,那些都是时光留下的书签。
墙角堆着几个老式行李箱,棕色的皮革已经开裂,铜锁锈得打不开。其中一个贴着泛黄的航空标签,上面印着 “北京 – 广州” 的字样,还有模糊的日期,好像是 1987 年。我想象着它当年的旅程:穿中山装的男人提着它挤上绿皮火车,车窗外的白杨树向后倒退,车厢里飘着泡面和煤烟的味道。现在的行李箱都带着万向轮和密码锁,却再也装不下那么多缓慢的时光。
有个穿西装的男人在认真地看一台老式打字机,手指轻轻敲打着按键,发出清脆的嗒嗒声。他说小时候总看爸爸用这个写材料,油墨味混着香烟味,是童年最熟悉的味道。现在他在写字楼里用笔记本电脑,键盘敲得飞快,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大概是少了等待的感觉吧,” 他笑着说,“那时候看爸爸打字,每一个字都要慢慢敲出来,像在精心雕琢什么。”
傍晚的时候,夕阳把仓库染成温暖的橘红色。老头起身收拾东西,把散落的物件一一归位,动作慢悠悠的,像在进行某种仪式。小姑娘终于放下了万花筒,手里多了个铁皮青蛙,蹦蹦跳跳地跟着妈妈往外走。我把那本《安徒生童话》留在了原位,想着也许会有另一个孩子,在这里发现属于他的惊喜。
走出仓库时,木门又发出吱呀的声响,像是在跟我说再见。街上的霓虹灯已经亮了,车流滚滚,手机里弹出新的消息提醒。回头望了一眼,旧物仓的窗户透出昏黄的光,像只半睁着的眼睛,静静看着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那些被遗忘的物件在里面安睡着,带着各自的温度和故事,等待着被偶然拾起的瞬间。
或许有天,我们现在离不开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也会变成仓库里的老物件。那时的孩子们会不会好奇,这些方方正正的东西,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时光?就像现在的我们,对着那些搪瓷杯和缝纫机,想象着曾经的日子。时光总是这样,一边丢弃,一边珍藏,在旧物仓的褶皱里,藏着所有被温柔以待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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