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末年不能从本质上改革成功，除了中央统治阶级的问题，是否科举制也是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问题？

感谢题主的邀请，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本来我一收到邀请就想立即作答的，无奈越思考越觉得如临深渊，不敢贸然献丑，正巧赶上上周末有一场弓箭比赛（在下是个弓箭手），所以一拖至今。知乎是卧虎藏龙之地，在下不才，就以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的微薄见识，来聊一聊我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吧，还望题主及诸位莫笑。

我想，绝大多数人对于清末历史的了解基本上就到八国联军吧！《辛丑条约》一签，就觉得这个国家完了，至于慈禧回銮之后再搞什么改革，一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大家觉得只不过是这个王朝在苟延残喘，到底搞了什么样的改革，已经不太重要了。即便对清末立宪稍有了解的朋友，通常也只有两个印象，第一个印象就是“拖”，因为你说要立宪，然后又宣布要预备立宪九年，摆明就是耍花样，在拖日子；第二个印象就是“假”，因为搞出来的第一届责任内阁，是一个皇族内阁。

其实，这事儿哪有历史书上说的这么简单，想要说清楚清末立宪，就得回到八国联军那会（三声）子，慈禧老太后带着光绪跑到西安，到了1901年的1月29号，老太后在西安下了一道上谕，说我们国家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得改革了吧，怎么改，各地督抚赶紧写奏折，都给朝廷出主意，想办法。

要知道这个阶段，朝廷的政令是比较乱的，因为八国联军还占着北京，老太后在西安，而东南这片的督抚，搞了一个“东南互保”，就是跟洋人之间达成默契，大概是说:你们跟老太后闹去，我们这儿和平相处。所以从政令上讲，其实国家这个时候处于分裂状态，尤其是老太后现在权力还没抓稳，东南的这些督抚也不知道这道上谕朝廷到底是啥意思，没准儿就是试探一下你们的态度。反正呢，这个奏折是谁也不肯写，慈禧就把这事按下了。

过了三个月，到了4月21号，老太后在西安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叫“督办政务处”，这个机构用光明正大的行政方式，几乎把当时的重臣尽皆网罗其中，这就正式下决心搞改革。

平心而论，1901年慈禧太后启动的这一轮改革，是晚清六十多年历史上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次改革。因为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实在是掉到了谷底，而改革这个事就是这样，往往起点越低，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回到当时的历史，我们至少看得出这次改革有三大成功的条件：

第一，就是上下一心，因为国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不改还行吗？首先是甲午战争，一败涂地，民穷财尽；然后是戊戌变法，搞得上下离心；到了《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整个国家的权威已经是丢尽。这个时候就像一艘破船马上就要沉了，不改行吗？

第二，就是此前历史上的所有改革，往往都有一些反对派、顽固派、或者一些清流党，可是这一次这些人可都不见了，哪儿去了呢，基本都死了。有的是八国联军进城的时候自尽了，比如说那个著名的顽固派徐桐，还有一些顽固派要不就是被杀了，要不就被赐死，要不就被流放，什么刚毅、毓贤、端王载漪这些人都没了，都被赶出朝堂。而这个时候所谓的改革派，像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人，他们在“东南互保”，基本上实力尚存，所以这次改革基本上没有任何阻力派，只要朝廷政令一通达，马上全国就能启动。

第三，就是洋人。我们平常谈起《辛丑条约》，都知道那个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可是当中还有一个条款，就是清政府得替一些大臣平反昭雪，这个在国际外交史上可能也是一个孤例，一般来说，两个国家打仗，打输了赔款就完了呗，可《辛丑条约》逼迫着清政府要替几个人平反昭雪,先不管这几个人到底该不该平反，这说明八国联军要介入中国的内政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说中国到《辛丑条约》之后，正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八国联军觉得，你清政府管不了这个国家，我们来替你管，我们不仅要让你惩办祸首，而且还要让你表彰特定的大臣。所以你看，其实洋人这个时候已经在督促着清政府：你必须要改革。大家可以看到，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之后，跟此前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那几年她天天在颐和园跟一些公使的夫人办个沙龙，搞个Party，跟这些外国的内眷们混得特别好。我觉得这个老太太未必是愿意和洋人在一起，只不过给洋人做个姿态，告诉他们：放心，放心，我改革！

所以呢，这一次的改革是上面有决心，外面有动力，底下没阻碍，你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改革形势啊。所以从1901年到1905年，中国的改革搞的是如火如荼，中央搞大量的官制改革，增加什么商务部、邮传部、外交部，搞各种各样的近现代化的立法，然后底层开始创办新军，创办新型的企业，创办新型的学校，甚至还在上海搞了一个股市，那几年还是一路大牛市，中国人炒东南亚的橡胶，真的有一点东方小巴黎的味道。据说当时的股市，仅仅东南亚的橡胶，一次性就筹集了四千万两白银，要知道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八千万两。

这说明什么？说明新制度的引入对于当时的经济发展，确实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那几年，整个国家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如果时间定格在1905年，我甚至有理由相信清朝就此迎来了真正的中兴，国祚再延继两百年都说不准。

可历史不可假设，时间也没法定格，该发生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发生了。这件事严重影响到清末的改革，让这次改革来了一个大转向，而这个转向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清朝彻底完蛋了。到底是啥事呢？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本身只是国际政治上的一个事件，跟中国其实没啥关系，为什么我说得这么严重呢？

（这里有几句题外话，俺不吐不快啊！不喜欢的朋友可以略过，原谅我。一说起日俄战争，很多朋友就立马觉得屈辱的，两个鬼子打架，跑到中国土地上，中国人还只能看着，还要严守中立，好丢人。这大概都是拜鲁迅所赐吧，大概全中国的语文老师都在告诉你鲁讯“弃医从文”的原因，还从中解读出浓浓的爱国情绪，然后把这些东西根植到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成长为一个又一个的偏执狂。语文老师们不会告诉你（可能他们也不知道），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不能考秀才、举人、进士了，那想当官怎么办呢？朝廷说必须去留学，留学回来那个学历朝廷就认，所以一大拨有知识或者有钱的人就开始往国外涌。日本就抓住这个经济发展的好机会，给中国人搞了各种各样的快餐式教育产业，专门针对清朝留学生办了大量的速成班，人傻钱多离家近嘛。很多人只要几个月就能拿到文凭，而且所谓的留学生班里，清一色的中国人，那学历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和现在国外那些野鸡大学的留学生是不是很像？鲁迅到日本学医，满打满算也是差两个月才满两年，中间还好多波折，一个人体解剖的图都画不好，这也亏得他从文了。呃。。。扯远了，还是说日俄战争哈。我们现代人有了想象的共同体，有了国家情怀，你这么看日俄战争，我不能说你错了，但这事落在当时中国人的眼里，那完全不是一回事。我说个小故事，你一听就明白了。就在十年前，中日午甲海战打完，除了那些被击沉或自沉的军舰外，还有一些小炮舰和辅助船只被日军俘获了，这时广东水师那边派人来找日军，说这仗也打完了，条约了也签了，俘获的那些小炮舰中有一艘是我们的，你得还我们。日军听懵了，还你们，是不是我听错了，但是好奇害死猫，耐着性子问，这一问才知道是这么回事。午甲开战了，李鸿章向各处水师求援，可各处水师都说，这是你北洋水师与日本人干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最后只有广东水师派了三艘炮舰来增援，可是为什么广东水师这么好心呢？因为两广总督叫李瀚章，他是中堂大人的亲哥哥，哈哈，不是有句话么：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使者说，现在你们日军和北洋海军的仗也打完了，我们广东水师的那三艘船也沉了两艘，剩下那艘是不是该还给我们广东水师，要是你们还觉得不解气，要不，你们把船上的炮都给拆了，把船还给我们就行。日本人听明白之后，笑得饭都喷出来。从这个故事不难看出，在一个完成了现代化转变的国家民众眼里，打仗，那就是倾全国之力而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一个非现代化的国家，其实还不能叫国家，他的民众更像一个分散利益的联盟，还没有形成想像的共同体，你用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道德标准去评价一个非现代化国家，这样的结论有什么意义呢？）

还是说回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的结局落在清朝人的眼里，你猜是个什么心态？日本人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黄种人是可以打败白种人的，武器水平差的是可以打败武器水平高的，你洋人船坚炮利又怎么样，东亚人种有机会。日本人的胜利反而给了中国巨大的信心，你看日本人，十年时间，一个小破国家，先打败了中国老大哥，又打败了俄国列强，可是日本国怎么就变得这么强了呢？分析来分析去，终于找到了原因，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当中，只有两个国家没有立宪，一个就是俄国，一个就是中国，而日本人恰恰是学习什么英国、法国、德国，是一个立宪君主制的国家，你看，这样一对比，稍做逻辑推导，很容易当事人就得出一个结论：看来立宪是救国的根本方法。只要国家一立宪，打败白人不是梦。当时全国上上下下都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刚开始这个声音就在民间渐渐地传起来了，老太后一开始是不听的，什么立宪，这不就是康、梁搞的那一套吗？康有为可是老太太一辈子的仇人，弄得母子反目，恨死这康有为了，所以一概不听，可是渐渐地这个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甚至有一些汉人讲出了一句话，老太后听见后，这就有点走心，说立宪这件事情啊，利于君，利于民，就是不利于官。分析起来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之前在知乎上有篇回答“中国古代廉政制度为何失效？”的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里就不赘述了。执政几十年的慈禧太后对这其中的道理自然懂的，她有点听得进去了，但这个时候还不足以让她下决心，真正让她下决心的是革命党人搞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事情是这样的，一帮满族亲贵，尤其是当时爱新觉罗家族的很多年轻人，也天天在讲立宪，太太心说既然这玩意儿这么好，要不你们就出国打探打探，搞一个考察团，看看宪政别的国家都在怎么搞，在中国应该怎么搞，于是在1905年的7月，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就上了火车，准备到全世界各地考察，结果就在火车站，有一个革命党扔了一个炸弹，老太太一听这消息，决心马上就下了，逻辑很简单，立宪这事，她在深宫之中，不知道好不好，但是革命党既然这么反对，那肯定说明这事对大清国有利。所以这一刻老太太算是彻底下了决心，紧接着又组成了一个五人考察团，立马赴西洋，欧美考察了一圈。

所以，整个大清王朝的改革列车到1906年的时候，就突然开始驶上了宪政改革的轨道。当然，那个宪法几乎是抄了一遍日本宪法吧，所以立法的速度也比较快。在颁布这部大纲的同时，也颁布了一个清单，就是我们怎么干，逐年应该办什么事项，同时还颁布了一个时间，就是预备立宪的年份，当时宣布是九年。为什么是九年？这也是跟日本人学的，日本当年搞立宪，也是预备立宪九年。

到了1908年11月15号，老佛爷撒手归西，此前一天，光绪皇帝也死了，现在有人说慈禧害的，这个咱们今天先不去管它，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时候清政府的核心领导层突然出现了权力真空，那就带来一个问题，办大事最忌讳的就是临阵换将。我们就得看，紧接着上台的这个人是谁，表面上当然是皇帝溥仪了，但他只有三岁，所以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掌舵人是他的爹——摄政王载沣。其实反过来可以这么理解这一段历史，就是慈禧之所以指定溥仪当皇帝，其实就是为了扶植载沣当摄政王。三岁的小屁孩懂得什么呢，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保大清王朝再继续往前走的真正掌舵人是谁。慈禧临死选的是这个人选就是载沣。载沣其实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当时各派势力都能接受他，不管是宗族还是重臣，当然，除了革命党，革命党就是个搅局的，人家玩牌讲规矩，他和不了了就掀桌子，这不，还派了汪精卫来刺杀载沣么。那载沣支不支持立宪呢？太支持了。一个80后（他是1883年出生的）刚上台，血气方钢，正是要实现自己这一代人政治抱负的时候。他儿子溥仪继位的第二天，他就以皇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书，说九年预备立宪就按照这个时间表往下走，我是支持立宪的，大家放心。载沣除了身份上各种根正苗红，他还有一条，就是把军权抓在了手里，所以他也确实是有实力为改革保驾护航的人。

到了1909年的开春，载沣算是开足马力，走上了立宪改革的大路。他的决心大到了什么程度？就是所有的事我都可以不管，只有立宪的事必须第一时间报给我，而且马上就办，而且立宪改革不是要改不改的问题，是慢了都不行。例子一大堆，很多老臣、能吏，就是因为对于立宪总有点想不通，说这搞得太快了点，我们能不能慢一点。载沣都是一个态度：走开走开，干不了就辞职，滚滚滚。所有的顽固派，哪怕你只是希望慢一点，都给我闪人。而且要求1909年年内，所有省份都必须成立谘议局。谘议局其实就是当时的地方上的议会，当然不是民众选举，是各种士绅、官员共同推举，搞出了这么一个类似议会的机构。所有地方督抚但凡在这个问题上不配合的，载沣就一通一通地下诏书去申斥痛骂，所以到了1909年年底的时候，除了新疆，因为新疆刚刚开始设省，所以比较慢一些，剩下所有的省份都设立了谘议局。

在载沣看来，谘议局的成立仅仅是立宪的一个步骤，可是他完全没想到，一旦这帮人聚在了一起，拥有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全新的身份和机构之后，就等于从瓶子里放出了一个魔鬼，等载沣发现问题的时候，他再也收不回去了。为啥？因为这帮谘议局的议员，是传统的政治结构当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身份，叫近代化的职业政客。他们非官非民，既不是士绅，又不是官员，他们唯一的权力和本位，就是隔空做出各种各样的政治表达。一方面他作为地方谘议局，去制约督抚，但是他要想做更好的政治表达怎么办呢？只好向中央喊话。可是向中央能喊什么呢？想来想去，只有一句话可喊，就是九年时间是不是太长啊，能不能搞快一点啊？

这就是职业政客做政治表达的一个天然的本能，你把大崽崽我扔到那个年月当谘议局的议员，屁股决定脑袋，我能想出来的政治表达也就是这个。搞立宪改革是全国上下一致认为的政治正确，那九年时间太拖了吧，搞快一点，三年好不好？“三年”这个口号一出来之后，全国谘议局的议员都在响应，所以十九个省就搞了一个大串联，说我们向中央请愿，这个摄政王载沣是愿意搞立宪的，那周边肯定有顽固派，我们去“清君侧”。所以1910年的时候，有55个谘议局的议员代表就去到了北京。

这事载沣知道后，大概心里会有点小委屈：本来我已经是激进派了，怎么在你面前我成了一个保守派呢，好像是我故意在拖。接见了这55个代表，还是好言相劝，说九年这日子咱们定下来，咱就按照这个步骤走，咱们不能改，大家就这么散了吧，各回各家。

载沣就这么处理了，可这帮人转头一商量，他摄政王不就是嫌我们请愿人少嘛，得了，我们给他来一个人多的。所以很迅速地在两三个月时间当中就筹集了一封联名信，55万人署名，给你翻一万倍。

第二封信又递上去了，这次摄政王有点不高兴了，说还是这么定，就是九年，不许改，而且你们不许请愿了，这个口气就有点不客气了。可是摄政王还是太嫩了，这样社会普遍性的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哪是你说不许就不许的。大家接着来，所以很快第三次请愿又开始卷土重来，这一次声势更大，各地的那个联名信，这次可是有血书，甚至有很多人写血书里面还为明志，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剁下来，夹到血书里送到请愿团手里。

当然第三次请愿之后,载沣还是觉得这是国家大事,怎么能由着你们这种民意汹汹,来决定它的步骤和节奏呢，他觉得很委屈。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啊，摄政王是对的，有一个叫勒庞法国学者，写了一本书叫《乌合之众》，里面就说民众是没有理性的，只有感情的思考，完全不能做理论上的推导，他只能接受一堆拼凑起来的概念，所以一个煽动者，一个演说者，只要表达感情就可以了，然后给民众拼凑一堆概念，很快就能煽动民众。

其实这个时候，这帮代表民众的请愿者也没有退路，所以双方就僵持在这儿，最后是地方上的那些督抚也开始写请愿书，打破了这个僵局。摄政王觉得没有办法了，好像除了皇族这帮中央掌舵的人，所有人都觉得立宪应该提前。所以一咬牙一跺脚，说好吧，三年就三年。

这个决定做完了之后，摄政王其实心里一块大石头就放下来了，你们群情汹汹搞了快一年了，不就这点事吗，三年，咱就三年。可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没人买账，各地觉得三年，这个目标达成了，那我们作为政治表达，是不是提点更快的，能不能明年啊？

夜深了，长话短说吧。

这个摄政王真是冤枉得要死，所以这一次立宪改革，就被这种行动一波一波地向前推。到了1911年的5月，又在催迫之下，不得已搞出了一个责任内阁，但这个时候距离辛亥革命也就五个月时间了，很快大清的江山就垮了。垮了之后，其实很少有人回头来复盘。为什么这样一次明明上下一心，顺应民意，顺应潮流，顺应所有的理论推导的这个立宪它没有搞下去，而且最高统治者拿出了最大的决心，最大的诚意，甚至抚顺民意，把九年立宪搞到了三年立宪，甚至是一年就搞出了责任内阁，但是大清王朝依然在1911年解体了。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趣味的历史谜题之一。我们通常所熟悉的解释，都是从革命党这个角度看问题，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站在它的对立面，也就是摄政王载沣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你不觉得好奇怪吗？虽然大清王朝有病，但是在过去十年的改革过程当中，它是逐渐在好转，不是病入膏肓呀。中央财政收入稳步提高，国际地位稳步在恢复，社会民生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发展。我虽然是个病人，可是我遵医嘱在吃药啊，你们说立宪这味药能够治我的病，我认认真真在吃啊，你们说加大剂量，我就加大剂量，我有强烈的求生意愿，我非常配合治疗，可是怎么就突然死掉了呢？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你会发现载沣有两对矛盾他根本解决不了。

第一对矛盾是“实践正确”和“政治正确”之间的矛盾。当整个国家突然出现了一堆职业的做政治表达的政客的时候，他们的唯一政治诉求，就是更快，更激进，更强烈，因为在群众运动当中没有理性可言，谁的声量更大，谁的主张更激进，他就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更高的政治声望。所以当时好像表现出来的是保守和激进之间的矛盾,其实根子就在中国人从没玩过民主这个游戏，不知道怎么妥协。站在摄政王载沣的角度来看，两边都正确，一个代表实践正确，因为官员要干事，一个代表政治正确，因为这是国家前进的方向，这个矛盾他是解决不了的。

第二对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清末立宪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国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从商鞅变法开始的集权过程给逆转过来，把已经强大到极点的皇权给限制住，把已经集中上来的权力再分解下去。这就像一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在理性的状态下完成一次自杀，可想这何其之难。

我看过很多历史评论，其中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就是所有后发现代型国家在搞政治现代化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天然的难题：一方面要干事得集权，一方面政治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分权，怎么样用集权的力量去推动分权？面对这个问题，人类的智慧至今都给不出完美的答案。

PS：呃……一不小心就写多了，能看到这里的都是英雄。不过对于主题的问题，以上只能算回答了一半，之后有时间，或是大家有兴趣，俺继续讲讲科举的事，在我们现在的历史课本上，科举制一直背着一口“大黑锅”，其实在宏观的角度看，它对社会还是相当有益的，以俺这业余的历史研究水平来看，清朝的灭亡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废除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