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托打压塞族到底是帮了还是害了南斯拉夫？

这一个问题其他回答已经非常清楚了，我这里也只能补充一些关于历史背景的东西，从历史的角度，尝试去解释一下为什么南斯拉夫没有实现统一的民族国家建构，南斯拉夫要怎样做才能避免分裂，以及为什么塞族和克族这两个“同根同源”的民族却有着如此的血海深仇 这些问题。不一定能有时间回答完，能写一点是一点吧。

今天中国对南斯拉夫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和国内的民族政策纠缠在了一起。但事实上，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和中国的民族问题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汉族在中国的人口比例超过90%，是绝对的主体民族，而剩下的55个少数民族却在分享不到10%的人口比例。而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族的人口只是在各个民族当中占据多数而已，但远没有达到半数。第一南斯拉夫建立时的名字“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斯洛文尼亚族王国”就说明了这个国家的属性，它是由不同的南斯拉夫民族联合组建起来的国家，塞族只是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但是“除塞族以外”的各民族人数要远远多于塞族人口。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各个民族都有自身的优势，塞尔维亚面积最大，人口最大；斯洛文尼亚经济最发达，远超其他共和国；克罗地亚经济仅次于斯洛文尼亚，人口、面积仅次于塞尔维亚。

第一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王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塞族政客试图主导全南斯拉夫的政局，打压其他民族（尤其是克族）的势力，事实证明，大部分塞族政治家自从南斯拉夫建立的那一刻就没有打算和其他民族分享权力。而一战后南斯拉夫混乱的政局，君主权力与党派权力的矛盾，加上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都加剧了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矛盾。卡拉乔治王室家族（亚历山大一世）1926年开始实行独裁统治，此时的南斯拉夫，是一个完全由塞族主导、统治的王国。南斯拉夫王国政治上的失败与错误的民族政策，让统一的南斯拉夫迅速碎片化，让很多原本奉行南斯拉夫主义，对斯拉夫各民族团结抱有幻想的思想家失望透顶。二战期间的乌斯塔沙，可以理解成是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一种报复。

克族政客选择加入南斯拉夫，本来就带有很多顾虑，可以说克族人从来没有自愿地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选择加入南斯拉夫是一战后紧张局面迫不得已的结果。1918年10月，奥匈帝国轰然崩塌，其境内每个民族都急于自保，比起建立国家的民族主义理想，克族人更需要做的是避免无政府局面，并应对近在眼前的意大利侵略风险。

南斯拉夫主义在一战前更多是憎恶奥匈帝国统治的少数知识分子的理想，无论是在克罗地亚，还是塞尔维亚，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都并非政治共识。对塞尔维亚王国来说，它本来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大塞尔维亚”，包括波黑，桑贾克，科索沃，黑山和所有塞族人占多数的地区。（讽刺的是，这正是南斯拉夫内乱爆发后米洛舍维奇想要做的事，历史在20世纪的南斯拉夫恰好实现了一个循环）但即便是最激进的塞族民族主义者，可能也不会将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斯洛文尼亚全部放在这个“大塞尔维亚”国家内。一个原因是宗教、文化上的差异，毕竟在塞族的民族建构中东正教的宗教认同起到很重要的地位，让他们去接受一个完全以天主教为信仰，而且很大程度上西化的民族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历史上确实几乎没有统治过克罗地亚。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历史事实，克族和塞族这两个南斯拉夫民族在地理上临近，在语言上相同，但发展轨迹却截然不同。（下面简要概述一下克罗地亚的历史，我在这一方面了解不多，如有错谬之处还请更正）

克罗地亚贵族在11世纪接受了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Arpad）的统治，其形式有类于后来的奥匈帝国。克罗地亚接受匈牙利国王的统治但并不臣属于匈牙利。这种形式在中世纪颇为普遍，往往来源于不同国家王室之间的姻亲关系。匈牙利安茹家族的洛约什一世（Louis I）就曾经同时统治匈牙利和波兰；而波兰雅盖隆王朝的瓦迪斯瓦夫三世（Wladyslaw III）在担任波兰国王后又被推举为匈牙利的国王。但联合一般都是短暂的，随着国王去世也就宣告终结。但克罗地亚与匈牙利的联合却一直持续了下来，即便是在塞尔维亚在斯蒂芬·杜尚统治期内达到鼎盛之时，也未能从匈牙利手中夺走克罗地亚地区。1526年，奥斯曼帝国大举入侵匈牙利，并在莫哈赤战役中彻底击溃了匈牙利军队，匈牙利贵族在生死存亡之际选择接受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这和当初克罗地亚贵族选择接受匈牙利王室统治极其相似），克罗地亚也随之并入哈布斯堡王室统治。17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帝国之间为争夺克罗地亚爆发战争（这场战争被称为The Long War），战争并没有带来很大的领土变化，克罗地亚继续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直到一战爆发。总体而言，克罗地亚在哈布斯堡帝国内未受到严重的压迫。奥匈帝国成立后，克罗地亚被划归匈牙利的统治范围。匈牙利在其控制区模仿“奥-匈二元制度”，建立起了“匈-克二元制”，赋予克族一定的自治权利。不过匈牙利统治者在这一时期试图推行强制马扎尔化（匈牙利民族自称马扎尔人，Magyar），剥夺其他民族特权，这尤其激起了各斯拉夫民族的不满，南斯拉夫主义（Yugoslavism）、伊利里安主义（Illyrianism）和大克罗地亚主义都是在这一阶段逐渐成型、发展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哈布斯堡帝国为了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在克罗地亚的边境建立“特殊军区”，主要招募逃难至哈布斯堡帝国的塞族移民，这个“军区”被命名为克拉季纳（Krajina），意为“前线”。后来，克拉季纳就成为克罗地亚境内的一个塞族聚居地。在南斯拉夫内战期间，克拉季纳的塞族政治家建立起“克拉季纳塞族共和国”，谋求和塞尔维亚合并。这个未受国际承认的国家从1991年一直存在到1995年，在米洛舍维奇的秘密支持下持续和克罗地亚政府斗争，其间发生了不少塞克两族相互仇杀的悲剧，直到1995年克罗地亚军队利用有利局势发动“暴风行动”（Operation Storm）占领克拉季纳，塞族纷纷逃离，克罗地亚境内这场血腥的战争才宣告终结。

回归正题，一方面由于塞族和克族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两族历史发展轨迹不同，缺乏共同历史记忆。在一战前，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联合的观点并不很受欢迎。塞族人想要一个扩大版的塞尔维亚，包括所有塞族占多数的地区；克族人或是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克罗地亚，或是希望在奥匈帝国内获得更多的自治权，有些政治家提出了建立奥-匈-斯拉夫三元制的设想。总之，建立一个统一的“南斯拉夫”的观念绝不是主流。

那么，塞族和克族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们就都没有认识到两个民族在血缘上的联系吗？也不是。主张塞、克本来同属一族的大有人在。但是这种观点，在19世纪这个浪漫民族主义的年代往往会趋向于过度诠释和一厢情愿。这里举塞尔维亚伟大的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武克·卡拉季奇（Vuk Karadzic）的观点为例做一点说明。卡拉季奇在现代塞尔维亚语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塞尔维亚传说、民间故事的收集极大贡献了塞尔维亚民族文学的发展繁荣，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早期宣传者，他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断定所有的克罗地亚人，从其血缘来看，其实都是塞尔维亚人，只不过是由于信奉天主教，另外加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被人为地和塞尔维亚民族分离开了。因此卡拉季奇认为有必要让克罗地亚人接受一个“真理”：他们本来就是塞尔维亚人，应该回到塞尔维亚母亲的怀抱当中，放弃“克罗地亚”这样一种人造的、强加的错误认同。卡拉季奇的本意自然是呼吁塞族与克族的团结，反抗外来势力的统治与压迫。但是他的思想和“南斯拉夫主义”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厢情愿地主张克族就是塞族的一部分，要求克族与塞尔维亚合并，这本身就是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体现，是将塞族包装成解放者的形象，从而客观上造成了克族的“从属”地位，这是克族民众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实上，克族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当中有着和卡拉季奇完全相同的观点，只不过他们认为，从克罗地亚，到波黑，到塞尔维亚，其实都是克族人，即便他们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种强行把对方划为“我族”的“一厢情愿”的理论，到了南斯拉夫王国时期，便逐渐发展为塞、克两族争夺南斯拉夫主导权，排斥打压对方的工具，非但无助于民族团结，反而成为了南斯拉夫分裂的诱因。

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国家建构问题上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对比。虽然今天意大利南北差距依然很大，而且民族分离主义思想没有被彻底根除。但总体而言，意大利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果今天有人非要说威尼斯（或说威尼托大区）、西西里、托斯卡纳是不同的国家，就会显得很荒谬了。但在文化和语言上，意大利各个地区的差异并不比南斯拉夫要更大。意大利南部的方言和“普通话”托斯卡纳方言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意大利的统一在很多人看来无非是一个“扩大版的皮埃蒙特”，南方人的受剥夺感极为普遍，北方在统治南方。因此意大利必须通过领土扩张（这时很多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鼓吹所有意大利人居住地区在统一意大利国家旗帜下，即Italian irredentism，将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达尔马提亚视为意大利领土），甚至海外殖民来弥合国内矛盾。意大利的这种扩张情节往往被历史学家所忽视，意大利成为第一个法西斯国家并非偶然，法西斯思想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民族主义中是完全有迹可循的。但为什么意大利的统一成为持续了下来，而南斯拉夫的统一却持续短暂呢？我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北方地区（皮埃蒙特-萨丁）相对于南部地区在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而在南斯拉夫内部，塞尔维亚对于克罗地亚不具备这种优势，而且假设南斯拉夫内部斯洛文尼亚或波黑的势力更强大一点，权力之争不仅仅局限在塞、克两族的话，南斯拉夫保持统一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但塞、克两族不仅总体实力相近，由于历史原因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相互都瞧不起。克族认为塞族是和土耳其人混血的野蛮民族，自己是西化的“先进种族”。塞族认为克族是斯拉夫人的叛徒，西方的走狗。的确，塞族在军事方面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但还没有到“碾压”的地步，南斯拉夫内战过程中米洛舍维奇对直接出兵有所顾忌，无论是在克罗地亚战争还是在波黑战争中都是躲在一旁，鼓动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的塞族少数民族组织民兵武装，然后给他们提供武器支持，偶尔秘密出兵援助。米洛舍维奇本人对于在战场上获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又恐惧西方的军事干预，所以采取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办法，对外还能宣称自己没有出兵干涉克罗地亚、波黑，就是要给塞尔维亚留条后路。如果塞尔维亚的军力真的占据绝对优势的话，米洛舍维奇倒也不必那么费劲了。而且尽管塞尔维亚军事实力占先，但经济上较克罗地亚有一定差距，要是战争打起来，在西方制裁下，塞尔维亚经济很可能先崩溃。综合看来，在南斯拉夫内部塞克两族之争的确难分高下。

那么究竟塞、克两族历史上有没有可能克服文化差异，在共同的南斯拉夫国家内友好相处呢？当然也是有的。在南斯拉夫历史上有两个极为宝贵的形成稳定国家认同的机遇期，分别是在一战和二战后，第一南斯拉夫和第二南斯拉夫初建的时期。由于在战争中有着共同遭遇，并且有着并肩作战的经历，塞克两族在这两段时期内都是有机会抛弃过往的分歧，融入一个统一南斯拉夫国家内部的。一个外部敌人的存在永远是刺激团结精神最强大的动力。第一南斯拉夫的建立就是因为意大利的入侵迫在眉睫，刚刚从奥匈帝国战败的废墟中独立出来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人为求自保，希望与塞尔维亚结成联合国家，塞尔维亚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多少能帮助他们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争取一些有利的条款。何况，彼时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和塞尔维亚王国对奥匈帝国怀有共同的仇恨，完全可以团结在斯拉夫的旗帜之下，在兄弟友谊中共同建立崭新的南斯拉夫国家。即便与塞尔维亚联合的政策主张在19世纪末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并非政治共识，但类似克罗地亚民众党之类鼓吹南斯拉夫联合思想的政治势力绝非少数。在塞尔维亚境内，持类似主张的则是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Ilija Garacanin），他于1844年起草的秘密文件《草案》（Nacertanje）即提出了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主张，加拉沙宁也是第一个在官方层面试图推动南斯拉夫统一的塞族政治家。可见，一个统一在南斯拉夫国家在20世纪初，是有一定思想支撑和群众基础的，关键就在于当时的南斯拉夫政府要如何利用好这一基础。遗憾的是，一战后的第一南斯拉夫的内政实在是混乱不堪。国家甫一建立，政府组阁就遇到了危机，亚历山大一世坚决不同意在塞尔维亚激进党的尼古拉·帕西奇组阁。这一政治斗争只不过是未来十几年南斯拉夫政治动荡的一个开端而已。党派纷争，政府垮台，首相频繁辞职，君主和政府频繁发生冲突；而在这出格的政治混乱中，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在1928年6月20日议会开会时，克族民族主义政党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议员拉迪奇被一名塞尔维亚激进党党员暗杀。连国王也未能幸免于难，1934年，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访问法国期间于马赛被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成员刺杀，标志着南斯拉夫政治混乱与暴力的又一个“高峰”。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塞克两族的矛盾迅速激化。事实上，这段时期的南斯拉夫处于严重的政治失序之中，在1929年亚历山大一世掌握独裁权力以前，根本没有明确的民族政策，国内政治处于“丛林状态”，各民族争权夺利的斗争自然是愈演愈烈。可能因为一战后南斯拉夫的统一太过突然，无论是塞族还是克族都没有提前为民族间和平共处做好政治规划，后来发生冲突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从政策角度而言，无论是第一南斯拉夫还是第二南斯拉夫，在推动国家认同、国家意识建构方面采取的措施都非常有限。塞族、克族、斯洛文尼亚族的民族意识在南斯拉夫建立前就已初步觉醒。所以南斯拉夫国家领导人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就是如何让南斯拉夫的认同超越民族认同。但很遗憾，南斯拉夫的领导者并没有认真面对这一问题。南斯拉夫王国时期，卡拉乔治王朝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有意压制克族政治势力，已然激起克族民众的强烈不满。在亚历山大一世·卡拉乔治大权独揽，实施君主专制以后，克族更加无从通过政治渠道表达自身诉求，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倾向于通过秘密结社、采取暴力手段反抗王国统治，二战中的“乌斯塔沙”就是其极端的体现。铁托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也没有太多关注“国族观念建构”的问题，他捍卫南斯拉夫“国家”的方式太局限于政策层面，打压大塞尔维亚主义、大克罗地亚主义，完善地方分权制度，赋予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平等的权利。的确，这些措施防止了部分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在促进各民族团结方面并非没有起到良好的效果，最起码相比南斯拉夫王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铁托地方分权的政策在保障各共和国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客观上鼓励了它们“地方主义”的情绪。仅仅是政治上的平权远不足够，各个共和国家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各个民族文化认同上的差距依旧非常显著。在实行地方自治的同时，铁托却没能让各民族形成一种国家统一的意识，这样地方自治非但无助于增加地方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分裂做准备。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时期，一个斯洛文尼亚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身处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境内，由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领导，在他的生活环境中，“斯洛文尼亚”的概念与意义要远胜于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意味着中央，意味着铁托，意味着贝尔格莱德。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个概念却是抽象的。南斯拉夫是七个共和国（自治省）的集合体，是一个大概念，但恰恰是这些一个个共和国这些小单元构成了人们生活的主体，是他们认同、归属与效忠的对象。当内战爆发时，人们会愿意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牺牲，但愿意为南斯拉夫牺牲的却为数寥寥。这种认同感的缺失可能是南斯拉夫分裂问题的根源。

认为南斯拉夫是死于对于少数民族的优待是纯粹出于主观臆断的。事实上，南斯拉夫各民族间的冲突恰恰来自于80年代后期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回潮。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没有一个能够超越民族分歧、得到各民族拥戴的旗帜性人物。南斯拉夫此前的体制完全是铁托一人的产物，铁托在的时候，他能够驾轻就熟地操作。但是铁托去世后，这种体制的自相矛盾，分权倾向就越发强烈地体现出来了。尤其荒谬的是1980年以后南斯拉夫的总统轮换制，各个联邦共和国的领导人每年轮流担任南斯拉夫的总统，这似乎是在鼓励各个成员国的领导人抓紧利用这一年时间推行为地方政府谋利的政策。到了1990年，当各个共和国竟然可以自由选举政党和领导人的时候，很容易想到南斯拉夫的体制会混乱成什么局面！1974年的南斯拉夫宪法就其内容而言是一种高度分权，乃至架空了中央权力的宪法。但当时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一点，这乃是因为铁托以其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个人权力牢牢地掌握着政权，人们无法看到宪法蕴藏的无政府、地方分离主义危险。每一个联邦共和国都有独立的党组织和议会，而南斯拉夫中央的党组织竟然在法律上并不高于地方的党组织，这实在是默许了地方主义的发展，是故意要削弱中央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