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上的千年：古籍修复师的坚守与传承

泛黄的纸张在空气中轻颤，细小的纤维如岁月的皱纹般清晰可见。一位身着素色工作服的修复师正俯身案前，手中的竹镊子夹着比发丝还细的浆糊，小心翼翼地填补着书页上的破损处。这一幕并非出现在古装影视剧里，而是当代古籍修复工作室中常见的场景。古籍修复，这项被誉为 “续命” 的技艺，承载着延续文明脉络的重任，却鲜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一切的今天，一群修复师仍以手工为笔、以耐心为墨，在方寸之间与时间对抗，让沉睡的典籍重新焕发生机。

古籍修复的价值远不止于修补纸张的物理损伤。每一部流传至今的古籍，都是历史留下的立体档案，书页间可能藏着古人的批注、藏书印的痕迹，甚至是虫蛀形成的独特纹理。这些细节如同文明的密码，唯有在完好的载体上才能被解读。比如国家图书馆珍藏的《赵城金藏》，这部金代刻本佛经曾在战乱中饱受摧残，部分书页撕裂、霉变，几乎失去阅读可能。修复师们耗时数年，逐页清理、揭裱、补纸、装订，不仅让经文得以完整呈现，更保留了纸张中蕴含的古代造纸工艺信息。这样的修复工作，本质上是对文化记忆的抢救 —— 一旦古籍彻底损毁，那些未被记录的历史细节、古人的思想痕迹，都将永远消失在时间长河里。

古籍修复师的工作，远比外人想象的更为复杂和严苛。这项技艺没有统一的 “操作手册”，每一部古籍都有独特的 “病症”，需要修复师根据纸张材质、破损程度、装帧形式制定专属方案，这要求修复师同时具备历史知识、材料学知识和手工技艺。在正式修复前，修复师需先对古籍进行 “诊断”：用放大镜观察纸张纤维，判断纸张的年代和产地；通过 pH 试纸检测纸张酸碱度，确定是否需要先进行脱酸处理；甚至要研究古籍的装订结构，确保修复后的样式与原貌一致。以处理虫蛀古籍为例，修复师需先用软毛刷轻轻扫去虫蛀产生的纸粉，再用与原纸颜色、厚度、纤维结构相近的补纸进行修补 —— 补纸的边缘必须处理成自然的毛边，避免与原纸产生明显衔接痕迹，这一步需要修复师用镊子反复打磨，稍有不慎就可能破坏原纸。

修复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都考验着修复师的耐心与专注力。单是 “揭裱” 这一道工序，就可能耗费数小时甚至数天。有些古籍因年代久远，纸张之间粘连严重，修复师需用针尖小心翼翼地挑起纸张边缘，再用毛笔蘸取少量温水湿润粘连处，待纸张慢慢分离后，用镊子将其逐层揭开。这个过程中，修复师的呼吸都需保持平稳，稍有晃动就可能导致纸张撕裂。更具挑战性的是处理霉变的古籍，霉菌不仅会破坏纸张结构，还可能产生有害物质，修复师需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中，戴着口罩和手套，用脱脂棉蘸取特制的除霉剂，逐页擦拭霉变处，每擦一页都要更换新的脱脂棉，防止霉菌扩散。这样的工作往往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许多修复师都患有颈椎、腰椎疾病，但他们很少抱怨 —— 在他们眼中，当看到残破的古籍经过自己的双手重新变得平整、可阅时，所有的辛苦都变得值得。

然而，古籍修复行业正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困境。一方面，这项技艺对从业者的要求极高，培养一名能够独立完成修复工作的修复师，至少需要 5-8 年时间。新人不仅要学习古籍版本学、文献学等理论知识，还需在师傅的指导下进行大量的手工练习，从最简单的折纸、裁纸开始，逐步掌握修补、装订等复杂技艺。这种 “师徒传承” 的模式虽然能保证技艺的精准传递，但也导致人才培养周期长、效率低，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古籍修复需求。据统计，我国目前现存古籍超过 3000 万册，其中需要修复的濒危古籍超过 1000 万册，而全国专业的古籍修复师不足百人，平均每位修复师需要负责数万册古籍的修复工作，供需矛盾极为突出。

另一方面，古籍修复行业的社会认知度低、薪酬待遇不高，也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在追求快速回报的当下，古籍修复这种需要 “坐冷板凳” 的职业，很难吸引年轻人的目光。不少高校虽然开设了相关专业，但毕业生的转行率居高不下。某高校古籍修复专业负责人曾透露，该专业每年的毕业生中，最终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不足三成，大部分学生选择进入出版、文创等薪资更高、发展路径更清晰的行业。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让本就稀缺的古籍修复力量更加薄弱，许多濒危古籍只能在库房中等待，面临着 “人等书，还是书等人” 的尴尬局面。

更为严峻的是，一些传统的修复技艺正面临失传的风险。古籍修复中的许多技艺，如 “金镶玉” 装帧法、手工造纸技艺等，都需要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其中蕴含的经验和诀窍，难以用文字完全记录。随着老一辈修复师逐渐退休，部分技艺因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正慢慢消失。比如 “金镶玉” 装帧法，这种将古籍原书叶作为 “玉”，用新纸作为 “金” 包裹书边的装帧方式，既能保护原书叶，又能延长古籍的使用寿命，但掌握这项技艺的修复师已不足十人。如果这些技艺最终失传，未来遇到需要用特殊技艺修复的古籍时，我们可能只能眼睁睁看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手中损毁。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是否只能任由古籍修复技艺走向衰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创新传承模式：有的图书馆与高校合作，建立 “古籍修复实践基地”，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直接参与古籍修复项目，缩短人才培养周期；有的文化机构通过举办古籍修复体验活动、拍摄纪录片等方式，向大众普及古籍修复知识，提高行业的社会认知度；还有的地方尝试将古籍修复与文创产品结合，开发出以古籍元素为灵感的笔记本、书签等产品，为行业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改善从业者的待遇。这些尝试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展现出积极的效果 ——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古籍修复行业，有的高校古籍修复专业的报考人数甚至比往年增加了一倍。

古籍修复师们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让这项古老的技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他们开始尝试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技艺结合，比如利用数字技术对古籍进行扫描存档，为修复工作提供更精准的参考；利用显微镜观察纸张纤维，更科学地选择补纸材料；甚至尝试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修复工具，提高修复效率。但他们始终坚守一个原则：科技只是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手工修复。在他们看来，古籍修复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对文化的敬畏 —— 手工修复过程中，修复师与古籍之间的 “对话”，是机器无法复制的。每一次镊子的起落、每一笔浆糊的涂抹，都蕴含着修复师对古籍的理解和尊重，这种人文温度，正是古籍修复的灵魂所在。

当我们在图书馆里翻阅一部完好的古籍时，很少会想到，它的背后可能凝结着一位修复师数年的心血。古籍修复师就像文明的 “摆渡人”，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将承载着千年智慧的古籍从时间的彼岸，摆渡到当下，再送往未来。但这份坚守，不能只依靠少数人的热爱 —— 它需要更多人的关注，需要社会给予更多的支持，需要年轻人愿意接过前辈手中的镊子，将这份事业继续下去。毕竟，每一部古籍都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每一次修复都是与时间的赛跑。如果有一天，再也没有人会用竹镊子修补残破的书页，再也没有人能读懂古籍中的 “病症”，那么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部部书籍，更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该如何为这些 “文明的摆渡人” 搭建更好的舞台，让古籍修复技艺真正实现 “活态传承”？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人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