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座钟

那台黑檀木座钟搬进阁楼时，榫卯衔接处还带着樟木箱的淡香。我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往上爬，指尖刚触到钟摆的铜链，就被父亲拽住胳膊。“别碰，” 他喉结动了动，“你爷爷走那天，这钟就停在三点十七分。”

阁楼天窗漏下的光斑里，座钟的黄铜指针像两截冻住的月光。钟面上雕刻的缠枝莲纹早被岁月磨得发亮，唯有底座边缘还留着半道月牙形的凹痕 —— 那是 1958 年夏天，七岁的父亲踩着板凳偷拨钟摆，摔下来时磕出的印记。

母亲总说这钟是个累赘。搬家那天她数过，底座到顶檐整整三尺七寸，四个黄铜包角在卡车颠簸中撞出的声响，比她的抱怨还要密集。但父亲坚持要带着，就像当年祖父在火车站台上，非要把这钟塞进南下的绿皮火车行李架。

1946 年的上海码头，祖父攥着船票站在人群里。英国商人琼斯把座钟塞进他怀里，怀表链上的蓝宝石在暮色里闪了闪。“这钟比我女儿岁数大，” 琼斯的中国话说得磕磕绊绊，“你得让它一直走下去。” 三天前，祖父帮这位丢了船票的洋人找到领事馆，临别时对方非要用祖传座钟相赠。

座钟第一次出故障是在 1963 年。那年长江发大水，祖父踩着齐腰深的洪水把钟搬到二楼，木质钟摆受潮后开始走得忽快忽慢。有天半夜我被滴答声吵醒，看见祖父正用放大镜照着钟内部的齿轮，台灯昏黄的光晕里，他鬓角的白发像落满了霜。

“这钟里住着时间呢。” 祖父总爱说这话。他退休前是钟表匠，铺子柜台后的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钟，唯有这台座钟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有次我趁他不注意，偷偷把钟摆调快了半小时，结果那天下午所有来修表的人都抱怨自家的钟不准了。祖父没骂我，只是慢悠悠地把座钟调回来，说：“时间这东西，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

1987 年的冬天特别冷，座钟的齿轮突然卡住了。祖父踩着板凳修了整整一下午，手指被冻得通红，却怎么也弄不好。那天晚上他发起高烧，躺在床上还念叨着钟里的某个零件。父亲跑遍全城才找到同型号的齿轮，当座钟重新发出清脆的滴答声时，祖父从床上坐起来，眼里的光像被点亮的煤油灯。

我真正理解那台座钟，是在十五岁那年。祖父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独自爬上阁楼。阳光透过天窗照在钟面上，折射出的光斑在地板上慢慢移动，像祖父生前缓慢的脚步。我忽然发现钟摆的摆动幅度比记忆中小了许多，就像人老了之后的呼吸，变得轻而缓。

去年搬家时，父亲执意要亲自搬运座钟。他用旧棉被把钟裹了三层，搬下楼时脚步放得极慢，仿佛怀里抱着的不是一台旧钟，而是整个沉甸甸的岁月。新家的客厅里，座钟摆在电视柜旁，每天清晨六点十五分，它会准时发出 “当” 的一声，像祖父在提醒我们该起床了。

有天儿子指着座钟问：“爷爷，这钟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呀？” 父亲没说话，只是把孩子抱起来，让他贴近钟面听里面的滴答声。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在钟摆上投下晃动的影子，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祖父坐在台灯下，放大镜后的眼睛里映着无数个转动的齿轮。

现在每天晚上，我都会给座钟上弦。当指尖触到冰凉的黄铜旋钮时，总能想起祖父说过的话：“好钟都是有记性的，你对它好，它就记得你的时间。” 座钟的滴答声混着窗外的虫鸣，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像是在诉说着一个关于时间和传承的秘密。

上个月清理阁楼时，我在一个旧木箱里找到祖父的修表笔记。最后一页上画着座钟内部的结构图，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1946 年秋，得此钟于沪上，愿它能陪子孙走过百年。” 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但笔画间的郑重依然清晰可辨。

那天下午，我给座钟换了新的钟摆。当清脆的滴答声再次响起时，阳光正好穿过钟面的玻璃，在墙上投下一道晃动的光柱。光柱里浮动的尘埃，像无数个正在缓缓流淌的瞬间，而那台老座钟，就静静地站在时间的河流里，见证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出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