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爹的竹编邮包总带着股樟树香。每天天刚亮，他就踩着青石板路挨家挨户送信，帆布鞋底磨出的纹路里嵌着各村的泥土。那年月，村口老槐树下的邮筒比祠堂的铜钟还让人牵挂，红漆剥落的铁皮里藏着远方儿女的体温，也锁着未拆封的期盼。
阿秀第一次收到上海来的信时，手指在牛皮纸信封上摩挲了半宿。未婚夫在纱厂做工，字里行间总飘着棉絮般的白，说车间的蒸汽能模糊眼镜片，说外滩的灯比家里的煤油亮十倍。她把信纸折成小方块塞进枕套，夜里就着月光看，直到纸面泛起毛边。李老爹每次来都要问：“上海的先生又捎啥新鲜事？” 阿秀脸一红，递上自家腌的萝卜干，竹篮里的清香总让邮包多几分烟火气。
公社办公室的手摇电话是全村的宝贝。墨绿色机身上的拨号盘转起来咔嗒响，像在数着日子。那年暴雨冲垮了石桥，村支书攥着听筒喊得脖子发红，电话线那头的抢修队声音混着电流声，像从水里捞出来的。阿秀踮脚站在窗根下，听见 “三天就能通路” 几个字，突然想起上海来信里说，工厂的电话能直接打到街角的公用亭，只要投两枚硬币，就能听见对方的呼吸。
1987 年的冬天格外冷。李老爹的邮包第一次出现了电报单，薄薄一张黄纸，字是打印的，每个字都像冻住的冰粒。阿秀的未婚夫要回来结婚，八个字的电报在全村传了个遍，纸角被无数只手摸得发皱。婚礼前一天，李老爹送来个沉甸甸的纸箱子，打开是台红灯牌收音机，裹着三层棉絮。“上海寄来的，说让新房里有点声响。” 他搓着冻红的手笑，竹编邮包上的樟香混着雪粒子的清冽，在喜字的红里慢慢散开。
邮电局的玻璃柜台里渐渐摆上了 BP 机。年轻人腰上别着黑匣子，滴滴声比蝉鸣还热闹。阿秀的儿子小刚总盯着柜台里的数字机，说同学家有台能显示汉字的，收到 “速归” 两个字就能赶回家吃饭。李老爹退休那天，把磨得发亮的铜钥匙交给新邮差，竹编邮包留在了祠堂的陈列柜里，旁边摆着他跑坏的十七双布鞋。那天小刚攒够了钱，买了台二手数字 BP 机，别在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走路都带着风。
第一个移动电话出现在村口小卖部时，全村人都跑去围观。黑色的机身像块砖头，老板举着它在晒谷场转圈，喊着 “能跟镇里通话”。小刚用三个月工资换了台翻盖手机，银色外壳在阳光下晃眼。他给在深圳打工的妹妹打电话，信号时断时续，妹妹的声音混着海浪声飘过来，说厂里的流水线比家里的稻穗还密。挂了电话，小刚蹲在老槐树下，看着树洞里的旧邮筒，铁门上的锁早就锈成了红褐色。
宽带线拉进村子那天，电工踩着梯子爬上老槐树，光缆线像条银蛇从树杈间穿过。小刚家的电脑屏幕亮起来时，女儿朵朵正趴在桌上画水彩。屏幕里跳出妹妹的视频，深圳的出租屋摆着从家里带的竹编筐，朵朵指着屏幕里的小表妹喊 “要一起扎辫子”。窗外的雨打在光缆线上，滴答声和二十年前的电报声奇妙地重合，阿秀端来的热茶在杯底晃出涟漪。
去年冬天，祠堂翻修时挖出个铁盒子。里面是阿秀当年藏的三十多封上海来信，信纸泛黄却平整，信封上的邮票还粘着淡淡的樟香。小刚用手机把信扫描进相册，朵朵拿着平板电脑给视频里的表妹读：“外滩的灯再亮，也照不亮想你的心。” 老槐树下的邮筒早被改成了爱心书屋，孩子们从里面翻出的旧杂志里，还夹着 1998 年的 BP 机使用说明书。
李老爹的孙子成了电信工程师，每次回来都带着新设备。他给祠堂装了 5G 基站，说以后视频通话就像面对面说话。阿秀坐在竹椅上，看着屏幕里妹妹抱着曾外孙，突然想起那年李老爹踩着雪送来的收音机，沙沙声里藏着整个世界的动静。风吹过老槐树，新抽的枝芽拂过光缆线，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极了当年邮包上的铜铃在时光里轻轻摇晃。
村口的石板路重新铺过，嵌着几块刻着年份的石板。2003 年那块上，还留着 BP 机信号塔的影子；2015 年的石板旁，光缆线在水泥地里安静地延伸。小刚教阿秀用智能手机发语音，老太太的手指在屏幕上慢慢点，声音穿过信号塔，越过光缆线，落在深圳的阳台上。妹妹听见那句 “家里的樟树又开花了”，抬头看见窗外的月光，和几十年前上海纱厂宿舍的月光，竟是同一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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