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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社：超级村庄的宗族与毒品
社戏与祠堂
夕阳尚未落山，大喇叭开始播放震耳的戏曲，临时搭建的戏台前面，一排排长条板凳已经摆好，凳子腿上工整的毛笔字标明了它所属的祠堂名号。小孩子绕着长凳追逐打闹，旁边是售卖各色小吃的摊贩。不过，最忙碌的要数那些卖香火等祭祀用品的小商店，老板娘招呼着伙计将一捆捆冥币抱到客人的电动车上。戏台旁边的空地上，摆了几张破旧的长桌，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正在慢悠悠地准备笔墨，他们都是博社村老人理事会的成员，有人负责收钱，有人负责记账。村里请社戏需要按人头收钱，不论男女老少，每人15元。一位老人告诉我，这些当然不够，不过不要紧，有钱人自然会额外多拿一些赏钱出来，动辄10万元也是常有的事。
去年农历腊月十二，扫毒行动过后两星期，我第一次去博社，正赶上村里唱社戏。这是数百年不变的习俗，要连唱三天，其中第二天——腊月十三是活动的高潮，是博社村比春节还要热闹的节日，这一天全体村民都要来祭祀博社村的创始祖先，俗称“请老爷”。
其实，“老爷”早就被请出来了。在戏台正对面，一个用蓝色铁皮瓦搭建的简易棚里面，供奉着始祖的牌位和几尊神像，因为烟熏火燎已经变得黑黢黢的。两个巨大的铁炉子专门用来供村民们烧纸，但是，由于来烧纸的人太多，很多人干脆就在水泥地上把纸钱点着了，以致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专门的人提着水桶来“灭火”。一位老人会的理事告诉我，历年的祭祀是要到旁边的祖祠里去进行的，但现在博社的蔡氏祖祠正在翻修，只好在旁边搭建了这个铁皮棚子，本来只想临时过渡，没想到工程拖了两年多时间，还没有完工。之所以戏台要正对着祠堂，用他们的话说，戏就是“唱给老爷听的”。
要听戏的不单单是始祖老爷。循着声音去寻找戏台的路上，我需要在蛛网般的小巷里穿梭很久，不时就会见到一幅小型的电影幕布挂在墙上，旁边摆放着一台简易的放映机、一台柴油发电机和一台音响，放映的都是制作粗劣的地方戏或老电影。但奇怪的是，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片子放给谁看呢？原来，幕布正对面就是一座刚刚翻修过的崭新的祠堂，大理石雕刻的门框上还留着刻刀的新鲜痕迹，正殿里供奉的牌位也是崭新的，唯有墙上挂的牌匾和带有题字的镜子略显陈旧，是从之前的老祠堂里搬进来的。看守祠堂的一位老者向我解释，若祠堂翻新，祖宗重新入祠之后，子孙们一般都会请来戏班子唱几天。最近这几年兴起了“放电影”，图个省事，每天100块钱，可以请“祖宗们”听上十天半个月的。为此，还催生了一批专门下乡给“祖宗们”放电影的班子，骑着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晚上固定来收摊，天亮再摆出来。
如果算上那些年久失修的老祠堂，博社村大概一共有40座祠堂，它们都集中在一起，整齐排列，密密麻麻，与村民们的居住区分开来，建筑样式也是一模一样的明清古民居风格。从远处看，一片灰蒙蒙的明清老屋之中，点缀其中的绿色琉璃瓦房顶格外显眼，那就是翻修后的新祠堂。尤其最近三四年，村子里翻修祠堂的工程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断有新祠堂竣工，咿咿呀呀的戏曲声，也就一直没有断过。
那场景有些荒诞，又有些瘆人。想象一下，走在一米多宽的长巷里，一转角看到幕布上那些穿古装戏服的演员，扯着悠长的唱腔。一阵风吹来，晃动的幕布扭曲了他们的脸庞和身躯，周围空无一人，只有装饰奢华的祠堂中一列列的祖宗牌位在静静聆听……我不由得加快脚步，从浩瀚的祠堂群中冲出来，戏台上已经开始有人敲锣打鼓暖场了。
博社村一年两场社戏，另一场在正月十二到十九。如果遇到三年一度的“上灯节”更是热闹。添了男孩的家庭和刚刚结婚的男人，都要提前去祠堂的理事会报告，然后制作各式灯笼去祠堂上灯，庆祝添丁和成人。除此之外，这一天还有一件对博社村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项——每隔三年，博社村新选出来的理事会负责人要在上灯节这一天正式上任。
理事会又叫“老人帮”，村民们都称呼负责人叫“总理”。这几天，村里最忙的人就是“总理”，请社戏和祭祖是理事会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一个月前刚刚上任的“总理”蔡奇鹏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风风火火地指挥着理事们招呼戏班子、清理焚烧过的纸钱，还要开灶做饭供大家吃。他几次冲我摆摆手，大声说“很忙”，然后一溜烟儿地跑掉。有一次他差点就告诉我自己的手机号码，可是刚说了三个数字，旁边就冲过来一个年轻姑娘，拽了他一把，然后冲我吼了一句：“他不用手机！”别人告诉我，那是蔡奇鹏的儿媳。
表面的热闹暂时掩盖了村庄的尴尬。就在村子的另一头，废弃的小学教室里，从全市公安系统抽调上来的30多个警察已经安营扎寨，虽然缉毒大行动已经结束，但留下的扫尾工作依然繁重。社戏开唱之前，还有一队警察在戏台旁边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里，对一座老屋进行了里里外外的搜查，大概是遇到些麻烦，警察只好来把“总理”叫去做工作。理事会的一个老人悄悄告诉我，就在当天晚上，大房的房头还要召集本房代表，讨论禁毒的事情，因为此次行动中被抓的制贩毒成员，来自大房的人最多。“外人不能参加，严格保密的。”
新“总理”蔡奇鹏个头不高，眼神机灵，约莫将近60岁，据说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的戏班子唱戏，固定的角色是演奸臣曹操。不过，大家对他的另一个名字更熟悉——蔡鸟。在博社村，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平时大家叫的，比如蔡鸟；另一个则是写在族谱上的，比如蔡奇鹏，严格按照辈分排序下来，他是奇字辈。上世纪80年代末，蔡奇鹏算是最早一批走出村子的生意人，去到深圳收废品，直到两年前才退休回乡。现在几个儿子还都留在深圳，仍然做着废品收购的工作，他也以此向大家表明，自己家族与毒品生意保持了距离。
第一次拜访博社村的经历，于我而言是非常沮丧的。扫毒行动刚刚结束，每个村民都保持着高度警惕性。听到我说普通话，不管说什么，对方的回答总是一句话——听不懂，虽然这三个字也是用普通话说出来的。第一天我进村子想打听蔡奇鹏家在哪里，结果问了不下20个人，没有一个人肯说。村子里基本没有外来人口，就连通婚也大都是本村内部联姻，后来我偶然遇到一个外省嫁过来的媳妇，她感慨自己嫁过来五年，终日在家相夫教子，没出过几次村子，也基本没有听到过普通话。在百度“博社吧”里面，年轻人义愤填膺地讨论着媒体上的“不实报道”，但在现实中，没有一个人肯和我谈论这个话题，大庭广众之下，对我这个外来者唯恐避之不及。
今年6月初，我再次拜访博社。简易的铁皮祠堂还在，旁边翻新的宗祠已经基本完工，两扇大门上各自画了一文一武两个门神，正门上方是四个鎏金大字——蔡氏家祠。正门两侧的影壁上，是大理石雕刻的狮子和大象，门楼的梁上则是五颜六色的数百个小神像，也是大理石雕刻而成，涂着鲜艳的颜色，形态各异。这座供奉博社村创始祖先蔡登瀛的祠堂，名为源远堂，是博社村的总祠堂。
宗祠在华南地区的普及始于16世纪20年代的“大礼议”之争。1521年，明武宗正德皇帝死时无嗣，继位的嘉靖皇帝是他的堂兄弟。朝中大臣，大部分都认为维持皇帝血脉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要求嘉靖皇帝以正德皇帝继子的身份奉祀他，名曰“继嗣”。但是，嘉靖哪里肯，他坚持要以“孝”的名义，来奉祀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谓曰“继统”。到底是应该“继嗣”还是“继统”，嘉靖皇帝与朝臣们争论不休，几次因为在京师建兴献王庙而正面交锋，大部分朝臣在皇宫的左顺门集体下跪，伏阙苦谏，请求嘉靖皇帝改变初衷，不少人还因此被锦衣卫逮捕，并被廷杖。当时，朝中有五名官员是公开支持嘉靖皇帝的，而这五人中，就有三人来自珠江三角洲。
最后，这场争论以强势的嘉靖皇帝取胜而告终。“大礼议”之后，先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富裕人家，仿照官方“家庙”形制修建祠堂，后来连贫穷人家也跟着建祠堂，并把土地划拨到祖先名义之下，以便应付祭祀祖先的开支。由此，宗祠在各地，尤其是偏远的华南地区遍地开花，成为连接王朝皇权与地方族权的一根坚实纽带。
有记载的博社村，起源于南宋嘉泰四年（1204），登瀛公从福建莆田县迁至博社。史料记载，蔡登瀛的祖父是当朝的四品官，父亲是六品官，因为自家外甥犯事，怕被牵连，遂举家迁至惠来县的鲁阳村。因为与相邻的东岐堡庞员外家是亲戚，便送蔡登瀛到庞员外家做管家，博得员外家一位风水先生的赏识，后在他的帮助下，购置一地，先搭一草棚安住下来并成家立业。后来他的几个孩子，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按照以前那位先生的嘱咐，把草棚改建为蔡氏家祠，以纪念父母。
历史上，源远堂经历了几次大修。第一次是明朝初期，蔡登瀛的四世孙蔡开浓和蔡开创组织扩建源远堂，先建后厅三间，一拜亭配两廊，接着建官厅，最后建门楼，属土石木瓦结构，三进两天井式，三山门，门楼配有一对大石鼓。明朝万历八年（1580），科举进士、任河北省饶阳县正堂的蔡春迈，回乡时组织族人修复源远堂。到了清乾隆年间，族正蔡萃嘉又组织族众改建过一次源远堂。
最近的这一次翻修，始于两年前，耗资上千万元。除了按人头每人均摊100元之外，其余全靠村里的实力人家捐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经被逮捕的村支书蔡东家，他捐了50万元，“当然没人敢比他捐钱更多”。整个工程由蔡东家主持，因为他集村支书与村主任于一身，集资和捐资款干脆就放到了蔡东家的个人账户上，因为案发后冻结，据说现在还欠工程队很多钱。不过，这都不是博社人关心的，真正牵动大家心弦的只有一件事——源远堂修好了，甚至堂前的水塘也按照风水先生的布置完工了，可何时请祖宗们重新入祠，却成了难题。因为最初开工的日子，就是找风水先生按照蔡东家的生辰八字来定夺的，现在他出事，该由谁来主持？这是眼下摆在博社的一个棘手难题。
领xiu与房头
以蔡东家的生辰八字来决定祠堂开工的具体日期和时辰，即便在博社内部，也是一件绝密，知道的只局限于理事会成员及少部分德高望重的长辈。自从2006年底担任村支书，并于次年兼任村主任以来，这是蔡东家在博社村个人权威的巅峰标志。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驻村警员说起蔡东家，形容他就是博社的精神领xiu。
按照警方的说法，蔡东家是博社村制贩毒团伙的头号保护伞。他是2013年12月29日凌晨扫毒大行动中被抓的第一个人，抓捕地点在惠州的一家酒店里。据说，这间酒店也有蔡东家自己的股份。在这之前一周，蔡良火在惠州被抓，警方称其为“博社制毒元老”。蔡东家与蔡良火两人的父亲是堂兄弟，两家交情很深。熟悉蔡良火的人告诉我，他40出头，早年因制造假币而犯过事，后来不了了之。蔡良火的妻子患有乳腺癌，正在住院，在最近的一次饭局上，蔡良火还跟大伙感慨：“冰毒生意害人，不能让亲近的人参与。”按照警方的说法，蔡东家是博社村制贩毒团伙的头号保护伞。他是2013年12月29日凌晨扫毒大行动中被抓的第一个人，抓捕地点在惠州的一家酒店里。据说，这间酒店也有蔡东家自己的股份。在这之前一周，蔡良火在惠州被抓，警方称其为“博社制毒元老”。蔡东家与蔡良火两人的父亲是堂兄弟，两家交情很深。熟悉蔡良火的人告诉我，他40出头，早年因制造假币而犯过事，后来不了了之。蔡良火的妻子患有乳腺癌，正在住院，在最近的一次饭局上，蔡良火还跟大伙感慨：“冰毒生意害人，不能让亲近的人参与。”
除了蔡良火，此次被抓的另外几个制贩毒团伙头目，也多少都与蔡东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称为博社最大制毒团伙的蔡昭荣一家，就是蔡东家的近亲。蔡昭荣27岁，兄弟四人，父亲蔡长，是蔡东家前妻的亲哥哥。前些年，妻子因病去世，但姑父蔡东家对蔡长一家一直照顾有加。熟悉他们的人介绍，蔡长一家很穷，早年就带着四个儿子去深圳收废品，还做窗帘生意，最近两三年，积累了本金之后才回乡发展。蔡长和几个儿子都染上了毒瘾，略微夸张的一个说法是：蔡长经常让儿子吸毒时给自己也留点儿。
蔡昭荣一家进入毒品生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规模却迅速扩张。警方侦查期间惊讶地发现，有一次，蔡昭荣竟然一次就从福建购入制毒原料60桶，按每桶可制冰毒20公斤计算，这批原料就能制造1200公斤冰毒。一年前，蔡长就因为涉嫌制贩毒在厦门被抓，半年后，蔡昭荣的哥哥蔡昭燕，弟弟蔡昭展，因为涉毒被抓。但这并没有让蔡昭荣收手，他继续大肆制毒。2013年11月9日下午，警方在广东清远一个公路收费站截获一辆小汽车，从后备箱查获冰毒40公斤，落网的四个重庆籍毒贩供认，这批货就是从蔡昭荣处拿的。这次“雷霆行动”中，蔡昭荣和他的母亲蔡剩，以及另一个哥哥蔡昭玉，从家中被警方带走。蔡氏四兄弟和父母全部落网，六栋豪华楼房也人去楼空，不禁让人唏嘘。
知情人士分析，像蔡昭荣一家这样在深圳做生意积累了本金，然后回家制毒的，往往发展更快。“一方面，他们早年出去做生意，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头脑灵活；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往往外面的客户多，毒品销售的路子广，只要有人保护，很容易就壮大起来。”另一个当晚被抓的毒枭蔡水深，是蔡长的弟弟，蔡昭荣的叔叔。还有一个重量级毒贩是蔡汉武，据说在逃，是蔡东家的副手，此前一直担任博社村党支部副书记。
根据警方的介绍，蔡东家为制贩毒团伙主要提供两种保护——一是利用自己汕尾市人大代表的官场关系，四处打探消息，提前通风报信；二是一旦有人落网，就找人疏通关系，尽量打捞。在担任村支书的7年中，蔡东家在博社一言九鼎，甚至有几次，警察到村里办案遭村民围观，也只能求助于蔡东家。认识博社，认识博社的制贩毒，就绕不过蔡东家。那么，蔡东家到底是谁，他缘何有如此能耐？
蔡东家兄弟五人，他是老大，父亲做了多年理事会的文书，有些威望。蔡东家早年承包虾塘，开过加油站，也到深圳等地做过生意。上世纪90年代，受当时支部书记的赏识，蔡东家做了博社的治保主任，积累了一些人气。1998年，蔡汉良当选村支部书记，第二年，博社举行第一次村民选举，蔡东家被选为村主任。可是，他一直在外忙自己的生意，并不来村里上班。后来，蔡汉良向上级打了报告，蔡东家很快就辞职了。此后几年，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做生意，有人说他也曾经贩卖毒品，承包酒店，还搞房地产开发。2003年之后，村子里一直没有选出一个正式的支部书记，由副书记蔡奇隆主持工作。2006年底，蔡奇隆生病，去广州住院治疗，结果人还没回来，就得到消息说镇上任命了新书记，是蔡东家。“当时，家里人都很生气，好歹也要通知我们一声啊，为此还差点和蔡东家一家打起来。”蔡奇隆的家人告诉我。
一位前任村官告诉我，蔡东家当上村支书之后，第一年还过问一下村里的事情，组织修了路，从第二年开始，就不闻不问了，只顾忙自己的生意。村委会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有事就给蔡东家打电话，偶尔开一次会，也都是在他家里进行。“我们很少在村里见到蔡东家，他每天就是陪生意朋友和领导们打牌。”这位村官称。2007年，博社举行选举，没有人跟蔡东家竞争，但又必须要差额选举，后来勉强动员了一个村民出来竞选，但谁都知道是走过场，只象征性得了100多票。蔡东家顺利当选村委会主任。到2010年再次选举时，也是如此。“蔡东家想分点票给谁就给谁，前些年为了争村长，选举的时候各个大房头的人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甚至准备好刀枪，随时打仗。”一位老人帮成员回忆，“自从东家当了书记，村子里反而平静了很多，再无公开的挑战者。”本来，2013年底又要举行新的村主任选举，听说蔡东家有意将这个位子让出来，交给堂弟蔡良火，没想到还没有等到选举，就案发了。
如果只是从这些经历看，我们仍然无法理解，蔡东家的能量到底由何而来？要进一步认识蔡东家，还得从博社的宗族关系说起。
始祖蔡登瀛生了四个儿子，从大到小分为孟、仲、叔、季四个房头。其中，三房很早就迁走了，村子里现在只剩下大房、二房和四房。只是，这三个房头的发展极不均衡。博社村登记在册的人口大约1.4万，其中，大房有近万人，二房3000多人，四房只有1000多人。毫无疑问，大房是村里的主力军。但是，若仅仅以此划分，倒也简单。复杂的是，在此后800多年的历代繁衍中，大房又分化出了20多个小房头，几乎每个小房头都为自己的祖先修建了祠堂。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小房头中，其中以明末清初年间分化出来的九厝和糖间为最大分支——他们起初都是一个地名，比如，九厝，就是指当年有九兄弟聚居的地方；而糖间，则是当年博社的主力产业制糖业的聚集地。康乾盛世年间，博社村外的北洋溪直通甲子港，往来贩卖糖的船只络绎不绝，相当繁华。后来，九厝下面又以大深和大荣两个家族人最多，即今天博社人常说的深祖和荣祖，各有3000多人。因此，博社错综复杂的宗族谱系中，大房之下的深祖、荣祖、糖间这三个房头才是真正的主力军，只有二房能够勉强与之抗衡。
对于并无实权的理事会而言，一个“总理”和四个“副总理”，一般每个房头都出一个代表。比如，现在的“总理”蔡奇鹏来自二房，四个“副总理”就分别来自深祖、荣祖、糖间和四房。之前连续三任“总理”都来自深祖和荣祖，直到去年，上一任“总理”才主动提议将来可以让各个房头轮流做。“因为做‘总理’就是给大家服务的一个角色，没有利益可获，还得搭上时间和精力。”一位理事告诉我。但是，掌握实权的村干部就不一样了。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博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基本上都是深祖、荣祖、糖间和二房这几个大房头所把控。尤其深祖和荣祖的人最多，因为分化的晚，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更亲近，他们是博社村的两大王牌房头。蔡东家就来自荣祖一支，而副书记蔡汉武则属于深祖。据说两个房头一直暗中较劲，虽然近几年没有爆发过公开冲突，但关系并不融洽。
虽经历两次婚姻，但蔡东家却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这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潮汕地区非常罕见。促成他大权独揽的原因里面，除了物质财富、上层关系和治保主任的经历之外，不可或缺的是他的宗族背景。本来，经过解放后的重创，宗族传统在博社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因为村庄财富重新分配的需要，各个房头再次崛起，纷纷与外界划清界限。蔡东家的壮大，正是搭上了宗族复兴这一东风。
复兴的宗族
要搞清楚博社村的房头关系，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前些年，理事会组织修过一次蔡氏族谱，但并非人手一本，只有一些有文化的长辈家里才有。不过，我问过很多看过那本族谱的中年人，都说看不懂。房头和祠堂并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比如，某个第十三世的祖先从大家族里分家出来单过，但因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死后并没有修建家祠，直到第十七世的时候才建了宗祠，这样，虽然房头对应的是十三世祖繁衍下来的家族成员，但祠堂却只属于十七世祖下面的家族成员。生活在博社的每个人从懂事开始，就会由父母带着去自己家族的祠堂里叩拜，换言之，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获得了一个无形的身份符号。
如果你问一个博社人，宗族关系在平时的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他多半会说：“没什么作用，不过是一家人过年回来拜拜祖先喝喝酒。”如果你追问他们，宗族传统与毒品犯罪有没有关联，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否定。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两个月前刚刚上任的新支书蔡龙秋却不这么认为。他来自二房中最大一个房头，祖父在甲子镇商业局做了几十年仓库保管员；父亲就是被蔡东家取代的副书记蔡奇隆，19岁便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弟弟做警察；小舅子在汕尾政法委工作；老婆也是本村人，是村里有名的妇产科医生。2014年3月，大行动后搭建的临时村委班子基本完成了任务，需要选出新的书记，陆丰市和甲西镇都看中了蔡龙秋，除了其家庭背景外，还因为“二房的人比较干净，在这次扫毒行动中牵扯最少”。组织部门清查了他家和岳父家的全部家庭关系，确认“干净”之后，才正式任命。宣布他上任的那一天，陆丰市委书记、市长、公安局长和甲西镇党委书记都参加了，他们都问了蔡龙秋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怕不怕他们？”
“他们”意有所指，一个是那些牵扯毒品犯罪的人，另一个则是村里其他不服气的房头。因为此次涉毒的人员基本来自大房，二房抓的人少，引起了大房一些人的不满，蔡龙秋上任后，也没少给他出难题。蔡龙秋坦言压力很大，不仅恢复村里的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需要巨额资金，而且村里房头关系复杂，做每一项决定都需要平衡各方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切皆宗族”。
于建嵘在其《岳村政治》里对这种新时代的宗族身份有过总结——新型的宗族文化对乡村政治的影响并不是传统的组织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基于宗族文化而建立起来的认同感。当这种“认同感”成为一种乡村习惯后，它就不仅是一种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种模式化的秩序和规则，更是一种模式化的利益。
博社村的宗族复兴，就是村庄利益再分配的结果。博社建村800年来，有过三次修建祠堂的高潮，大致可以看出其宗族文化的演变。第一次高潮发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当时得益于制糖业发达和甲子港的繁华，博社出了四大富翁、八大富子和十六富孙一说。其中一个富翁蔡升本所建的孝友堂，至今仍是博社最大的祠堂之一，也是陆丰乃至整个潮汕地区数得着的大祠堂。当时，如何让大宗祠与小宗祠共存，已经有了一套详细的规制。一个大宗族之下，有很多小祠堂供奉不同辈分和房头的祖先，并且以各个祠堂的堂号为名，形成多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从而建立起宗族的内在组织。弗里德曼将之称为宗族的“枝节化”。
第二次兴建祠堂的高潮，发生在清末和民国年间，博社至少三分之一的祠堂是在此期间兴建和翻新的。当时，国家基层政权出现真空，各种恶势力乘机进入乡村社会，土豪劣绅鱼肉百姓，土匪兵痞横行乡里，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承担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宗族组织借此壮大起来。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对于宗族势力不仅没有采取限制或取消的态度，反而在许多方面企图借助于宗族的组织系统来服务于革命。《陆丰县志》记载，1923年4月，彭湃到陆丰宣传组织农会，在东海镇六驿村设立陆丰县总农会筹备会，地点就在林氏家祠。
第三次修祠堂的高潮，就发生在最近几年。按理说，祠堂不是随便就能建的，要严格跟居住区分开，一般都是在原有老祠堂的基础上翻修，如果之前房头没有祠堂，便没有空地可供建设新祠堂。但是，一位理事介绍，最近三四年，随着村里暴富的人家增多，不仅大规模翻修旧祠堂，甚至还新建了三四座新祠堂。只不过，与支撑宗族的传统农耕文明不同，最后一轮宗族的复兴，所依托的物质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博社的宗族脉络，在解放后曾经中断了几十年。解放初，博社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是整个陆丰市最大的封建村，当时县里还特意派了工作组来指导土改，博社的地主和富农户数也居全县之首。新政权对旧有的财富格局进行了强制改造，依靠优良的自然条件，博社又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到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土地承包的时候，博社全村共有荔枝地8000多亩，虾塘3000多亩，水稻田2000多亩，集体经济名列前茅。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长期拖欠水费，供应博社灌溉所用的水库停水，加之农村水利年久失修，博社的农田基本就此荒废下来。传统农耕基础的崩塌，促使一部分人走出村庄，去深圳等地收废品，成了博社第一批淘金者。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担任村支书的是来自深祖的蔡爆。熟悉他的人说，他的性格与名字一样，暴脾气，爱打架。蔡爆当了三任村支书，就是在他任上，一手提拔了蔡东家做治保主任。1997年左右，蔡爆即将下台，他发起了一场收回虾塘的运动，要把那些已经承包出去的虾塘收回来重新分包。由于村里的稻田无法耕种，荔枝林收益又慢，虾塘成了村里最炙手可热的财富。明眼人都看得出，蔡爆要利用自己的权力完成财富的再分配。不过，单纯依靠村支书的权威还不行，蔡爆采取的是另一套路数——认房头。不止一位前任村官在评价蔡爆时，都用了一个词儿——房性强，通俗解释，就是他的宗族观念强，喜欢以房头为名拉帮结派，以大欺小。以此运动为分界线，之前已经被淡忘的宗族观念重新燃起，各个房头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集结，博社开始分崩离析。
当时闹得最凶的，是支书蔡爆和副支书蔡良乐。蔡良乐来自二房，所承包的虾塘还未到期，蔡爆要强制收回，两个房头的人僵持不下。1997年1月10日，当时甲西镇一位副书记来村里协调，实际上是为蔡爆撑腰，没想到却被二房一个吸毒的青年打了，由此造成闻名陆丰的“110事件”。后来，两家还把官司打到了市里，最终也不了了之。1998年，蔡爆下台，同为深祖的蔡汉良当选书记，他一上任，摆在面前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当时村里有三具遗体已经停尸多年，该如何处理！
寻找蔡汉良的过程颇费周折。至少有两天的时间，我在村里打听这个名字，还是没有一个人肯说。村外荔枝林旁边有四座排在一起的新楼房，那是其兄蔡汉升家，但他也不肯告诉我弟弟住在哪里。直到第三天午后，我误打误撞在一个小巷口问到一个初中生，他往巷子里指指，大概是第五六户吧，然后就跑开了。我找过去，发现第五户和第六户都是破旧的老房子，不像，第七户人家却是用钢丝网防盗窗包裹起来的气派楼房，门上还安了监控摄像头。敲门，一个中年妇女从大铁门的小窗里应答，果然就是蔡汉良家。
蔡汉良穿一身白色的丝绸睡衣，正坐在客厅宽大的实木椅子上抽着烟袋。他看上去约莫有60岁，大背头梳得油光锃亮，白皙的皮肤与那些晒得黝黑的村民格格不入。刚一落座，讲明来意，蔡汉良就发了一通牢骚，说自己从1998年上任，当书记三年，光是村里的提留款和修水沟的钱，就自己垫付了十几万元，到现在也没有还给他。
持续多年的停尸案，是上世纪90年代博社内部宗族关系剧烈变动的结果。据蔡汉良回忆，最早的一起命案发生在1992年，看戏的时候起了口角，二房的一个小青年被糖间的人给打死了；第二宗命案发生在1995年；第三宗命案发生在1997年。结果，三个被打死的人都没有入葬，而是把棺木抬到了凶手家里，埋在院子中央，凶手则逍遥法外，双方的房头对峙，谁也不服输。新书ji上任，上级zf给蔡汉良下了死任务，必须要解决这三宗停尸案。蔡汉良自己掏钱买了几条香烟，天天召集各个房头的老大去祠堂开会协商，开了一个多月，涉案的房头终于答应各自妥协，缉拿凶手，死者下葬。针对每个死者，由陆丰市公安局和甲西镇各出5000元和2000元，村里再拿出2万元，算作丧葬费。
停尸案摆平，蔡汉良确立了在村里的权威，博社的宗族割据完成了复兴，并实现了短暂的平衡。蔡汉良举了一个例子来展现他捍卫村庄利益的能力。2000年，博社的计划生yu形同虚设，为了治理超生问题，陆丰市公安局长带着300多荷枪实弹的警察想进村抓人，他们在村口小学集结待命，请蔡汉良去配合工作。没想到，蔡汉良大怒，搬出“中央文件规定计划生yu问题不能动用警力”的尚方宝剑，告诉公安局长，要想进村抓人，除非现在就在大喇叭里公布自己就地免职。最后僵持的结果是，公安局长带人灰溜溜离开，让镇党委与村委组成四个工作组分头去动员超生妇女结扎。“不过，我有两个儿子，家里没有两个儿子的，我都没去叫她们结扎。”蔡汉良拍着胸脯说，“做人要以德服人。”
因为向上级报告蔡东家不来上班，两人结下梁子，为本来就暗中较劲的深祖和荣祖更添了一把火。后来，蔡东家做书记，副书记又是来自深祖的蔡汉武，据说蔡汉武一直对自己没有当上书记耿耿于怀，两人关系并不融洽。即便蔡汉良，现在提及蔡东家的下场，也没有落井下石，“他有责任，但不能全推到他头上，制毒这样的事，也不是他想管就能管的”。但是，在博社，如果不是交叉验证，你很难辨别谁的话是真谁的话是假。蔡汉良说自己只干了一届书记，之所以不愿意连任，是因为做书记“要自己往里搭钱”。但是，我后来听另一个房头的老村官说，这并不是真实的理由，真实的情况是还没等干完一届书记，蔡汉良就因涉假币案被抓了。这就是博社，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宗族关系，很可能永远听不到真话。
经过这一轮洗牌，各个房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也诞生了一批新的“老大”。“老大”是当地人的俗称，相当于每个房头的族长，其主要任务就是代表本房头对外交涉。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这样的事情在博社是极少会报警的，因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各自房头的“老大”来协商。“老大”并不是正式选举出来的，也不是像“总理”那样由一系列复杂的迷信意识来定夺，而是大家在无形中认可的。它一般由经济实力、家中男丁多少、有没有外部势力支持、品德与威望是否服人等要素来决定，不过，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前两者。在这两点上，蔡东家都优势明显，理所当然地成了荣祖乃至整个博社的“老大”。
保护伞与毒品生意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蔡东家的全部生意。据说他在惠州、深圳等地投资了好几家大酒店，在陆丰还开了一家高档夜总会。不过，最显眼的要数甲子镇上刚刚建成的瀛轩园小区。知情人士介绍说，这块地本来建了一座9层楼的大酒店，后来成了烂尾楼，几年前，蔡东家出资2800万元买了下来，拆除之后开始建商品楼。现在，六栋19层高的小高层已经售罄，据说卖了一个多亿，算是甲子镇上最高档的社区之一。
一位前任村官分析说，若论财富积累和宗族背景，在博社能够挑战蔡东家的并不是没有，但是，在上层关系和外部势力上，蔡东家却依靠自己的长袖善舞，把别人远远甩在了身后。
博社村坐落在陆丰与惠来的交界地带，即便在全国范围内，这里的三甲地区（甲子、甲西、甲东三镇）都称得上是走私、假币和制贩毒犯罪的重灾区。博社村历史上一直是甲子所十八社之一，直到1957年从甲子分划出来一个甲西镇，才划归甲西。不过，行政归属并无实际意义，由于距离陆丰县城遥远，数百年来甲子就是这里的经济中心，到现在镇上还拥挤着20万人，极其嘈杂和繁忙。
甲子的消费水平要高过陆丰，而在甲子，博社人又是一种更特殊的标签，通常意味着暴富。在甲子开服装店和首饰店的老板都告诉我，扫毒之前，博社的年轻人从举手投足就能看出来，“通常都是装一沓百元大钞，脖子上挂跟小拇指粗的金链子”。别村的人来买件T恤，50块钱还要砍价半天，但若是博社的，老板娘直接要价200元，对方不还价，拿起就走。甚至连出租车司机都深谙其道，从甲子去博社只有不到5公里的路程，出租车司机的一致要价是70块钱。“看你不像拿货的啊。”司机跟我打趣道，理由是我没背“那种方方的单肩小挎包”。扫毒行动前，来博社拿货的毒贩太多，那种皮质的单肩小背包几乎成了标准行头，司机们私下称它为“毒贩包”。在这里跑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全部来自河南南阳的一个县，彼此之间熟络，基本每一个人都有过乘客被缉毒警察当场抓获的经历。“不过，对我们不碍事，顶多弄去公安局审一晚上就放回来了。”司机告诉我。
博社村的制毒始于何时？普遍一致的说法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一个台湾老板与邻村老支书的儿子合伙做冰毒，算是最早的毒品生意。由于这位老支书家与蔡东家一家是表亲，蔡东家由此进入毒品生意。2000年，甲子赫赫有名的刘标、刘送相继被抓，三甲地区的制毒生意开始浮出水面。至今，提起这两个名字，在甲子仍无人不晓。
一位参与当年办案的警员告诉我，刘标和刘送都是甲子混社会的大哥。刘标当时从香港走私香烟到内地，被临县惠来的警察盘查，刘标很嚣张，掏枪打伤了一名警察，由此被逮捕。警方开始清查他的其他生意，发现在甲子还有他的制毒窝点，也是与台湾人合伙的。没过多久，刘标老婆在转移毒品的过程中也被抓获。此案之所以引起轰动，还因为把四个警察拉下了水，其中就包括当时的陆丰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2001年，刘标被判死刑，当时的媒体还做了报道，但是，刘标并没有被枪毙，他上诉，硬是在二审的时候把死刑掰了回来，据说前两年已经放出来了。
刘送的案件与此类似，走私、制毒、被抓、死刑、释放。经过这两个案件，这位警员感叹：“死刑都能给掰回来，自此陆丰的警察再无信心办大案，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所以十几年来，从最初的走私、贩卖妇女到后来的假币、毒品犯罪不断，当地的警界和官场不作为当然难辞其咎。截至目前，陆丰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和两任公安局长都已被“双规”调查。陆丰警界人心惶惶，两个副局长被查，缉毒大队长也被抓，管辖博社村的甲西派出所前后两任所长都因涉毒品案被抓。前任所长庄永川在甲西派出所当了12年所长，在陆丰警界是个“奇迹”。他出事之后，接任的新所长姜振全听风水先生说，是因为派出所地处空旷地带，背后没有“靠山”，便找工程队来在派出所后面堆起了一座假山，可是也没有逃过一劫，10个月后也被抓了。
在当上博社党支部书记的第二年，蔡东家成了汕尾市人大代表。这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护身符”，因为去市里开会，与领导们经常见面，平常就多了在一起打牌的机会。由此，蔡东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支书，但在陆丰乃至汕尾，已经是声名远扬。上述警官感叹，早在七八年前就听说蔡东家这个名字，但“自己是小警察，跟人家根本说不上话”。
由于制贩毒严重，陆丰两次被公安部列为禁毒重点地区。2009年，广东省公安厅派了年仅36岁的陈宇铿空降陆丰，重点打击毒品犯罪。陆丰警员形容陈宇铿“年少有为，能力强，有魄力”。陈宇铿上任后，大刀阔斧治警，陆丰市公安局12年未动的人事关系被他打破，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年轻警官，组建了缉毒专业队，甚至还专门组织了几次针对三甲地区的大行动。可是，今年3月，已经升任汕尾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的陈宇铿还是落马了，也是牵扯到了博社的制毒案。据说，当年他带队到三甲缉毒，本来晚上行动，下午有人得到情报，甲西派出所长庄永川就去博社通知了一圈，到了晚上，行动自然没有结果。
外部的保护伞之外，内部的宗族关系本身也提供了一种隐性的保护。一位参与博社案侦办的警员分析，一般一个地方若同时存在两个制贩毒团伙，都会存在竞争，进而水火不容。但是博社是个例外，虽然村里存在数十个制贩毒团伙，但从来没有因为毒品生意而起过冲突。“在这里，毒品生意是个封闭的交易链，各家都有自己的原料供应商，有自己的技师和工人，也有自己的客户，互不干涉。”这位警员告诉我，“有时候，一家暂时没货，还可以去比较亲近的另一家毒贩手里拿货，临时救急，大家相互合作，相互扶持。”在他看来，这就是内部宗族关系的作用，“生意谁都可以做，一致对外，但谁也不能坏了内部规矩”。一个小房头的“老大”就曾向我感慨，虽然大家都知道制毒犯罪，但只要有几家开始做，一夜暴富，其他房头的人难免心理失衡，因为自己不做的话，就再无法与人抗衡。博社是单姓村，宗族内部固然存在矛盾，但一旦遇到外部势力的威胁，还是会马上团结起来。
博社制毒之疯狂，超出想象。最初先是利用感冒药来制毒，后来国家严控药品销售，就从福建、内蒙古等地直接购进麻黄草，从中提取麻黄素来制造冰毒。熟悉情况的人介绍，他们一般先与一家小药厂合作，打着药厂的旗号去买草，用大卡车一车车拉回来，最多的时候在海边、山上搭建了五六百个简易棚，在里面浸泡麻黄草。最近一年多，又开始兴起了新型化学合成毒品。
制造冰毒的技术门槛并不高，有师傅带着几个月就能学会，警方曾经抓住过一个15岁的初中生，竟然已经熟练掌握了制毒技术。但是，其暴富之快却是惊人的。据上述人士介绍，3年前，一桶提炼好的50斤重的制毒原料，售价200万～220万元，可以制造一公斤一条的20条冰毒，每条25万元，即500万元。扣除师傅的工钱十几万元，药品添加剂5万元，人工和电费三四万元，只需三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净赚200万元。但是，随着市场供应量加大，最近一年行情大跌，每条只能卖到8000元，很多刚刚进入毒品生意的博社人都赔了钱。
在博社，想进入毒品生意，门槛也不高。宗族中有亲近的人在做毒，就可以提供给你学习的机会，跟着做一年，只要你想单干，还可以给你提供启动资金。很多不直接制毒的家庭也间接地提供了融资的作用。但是，这一切都要限定在一个宗族内部。一天傍晚，我在一间破旧的老祠堂里偶遇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个光棍，在博社，每个祠堂都会住有一个打理卫生的人，一般都是无儿无女的老人。这个中年人带我看了快要倒塌的祠堂，感慨自己甚至连重修祠堂的人头费都出不起，他说：“我也想跟他们做毒，但求了好几次，人家不用我啊。”
没落的士绅
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内部运作上看，博社都算得上是一个封闭的、庞大的、古老的超级村庄。它远离都市与现代法治文明，村中除了两条主干道，其余全是蜘蛛网般的小巷子，一万多人紧密地聚居在一起；它基本没有外来人口，后来我才明白，之所以内部通婚者居多，是因为只有嫁入家门的媳妇才能入族谱，而嫁出去的女儿就不能写进去了，谁都不愿意让自己女儿从族谱中抹去，也不愿意让一个外姓媳妇入了自家族谱；它历史悠久，800年一脉相承，即便中间几十年因为政权变更而短暂中断，也是表面的，维系其内部运作的宗族观念一直坚挺。更关键的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行事规则，虽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但这套几百年来形成的行事规则，基于历史传说、风水迷信以及封建等级观念而形成，自成一体，生命力顽强。
穿梭在博社密密麻麻的祠堂和鳞次栉比的豪华楼房中间，想起新书记所说的那句“一切皆宗族”，常常会有一种穿越感。我第二次拜访博社，之所以略有收获，是因为我暂时绕开了博社，从外部人士入手。
博社为什么成为制毒村？这与它深厚的宗族传统有何关联？——通过对士绅这一中间阶层的观察，我们获得了分析博社宗族与毒品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科大卫在其《皇帝和祖宗》一书里重点分析华南地区宗族的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地理的角度——华南地处偏远，远离王朝政治中心，地方自治的色彩更浓，同时向王朝政权靠拢的欲望更强烈；另外，因为粤闽沿海尤其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年属于荒滩，耕地基本由移民开荒所成，为了确立对自己开荒成果的保护，需要建立一套内部人的治理机制。
从明朝中期开始，族谱的编纂，不再以虚构的祖宗谱系和里甲登记为核心，而以成员考取科举功名为核心。拥有科举功名的成员，主持祠堂的祭祖活动，赞助宗族的其他活动。明朝开国后8年，整个珠江三角洲只诞生了33名进士，而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珠江三角洲共产生了390名进士，换言之，每三年一届的会试中，平均就有6名进士。从16世纪到18世纪，社会各阶层开始广泛感受到文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阶级从草莽百姓中诞生出来，并成为影响地方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绅权。
现实世界中的士绅，除了考取功名的人，通常还包含两类人——富人和能人。尤其后两者，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方认同的“体制内”，但却依靠物质财富和特殊技能（比如中医、风水先生、礼仪文书等）积累起来的声望，取得了乡村社会的一致认同。按照于建嵘的分析，绅权系连接皇权与族权之间的桥梁，它超越了一般的族权，是“宗族之间冲突的缓冲器”。
甲子镇上有一家鄞记购物商场，是镇上历史悠久的最大超市。鄞记的老板蔡奇河就是博社人，祖辈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前往甲子镇上，当时康熙推行海禁和迁界，博社很多人外出后就没有回去。后来，蔡氏祖先与镇上开当铺的鄞家女儿成婚，食品生意越做越大，逐步奠定了在甲子的地位，甚至还在甲子镇上修了蔡氏家祠。
不过，蔡氏一家与博社还有另一层微妙的关系。乾隆四十六年（1781），主持重修源远堂的正是鄞记蔡氏的祖先蔡萃嘉。他当时担任蔡氏族正（相当于族长），回乡组织重修源远堂，这次重修，为后来博社各个房头之间的罅隙埋下了伏笔。有熟悉这一过程的人士介绍，蔡萃嘉是大房的子孙，他的重修工程实际上对源远堂进行了大改动，最明显的就是把原先的三门改为了单门。此后，大房之下繁衍旺盛，而二房与四房却没落下来，尤其四房，越是被边缘化，在村子里生存的空间就越小，外出定居的人就越多。二房与四房的子孙都相信是这次改建，破坏了自己房头的风水，因此对蔡萃嘉颇有意见。不过，按照迷信的说法，蔡萃嘉也得到了“报应”：他无后，而只能是过继了别人的儿子。
在博社，类似传说还有很多，比如出走的三房。相传当年始祖登瀛公死后，四个儿子找风水先生给他选择墓地，主持修建墓地的就是老三。事后，风水先生嘱咐老三，说墓地周围地形像一艘飘风船，将来他的子孙最好离开博社。老三遵命，让他的大儿子蔡英敏用一根绳子背着一口锅出走了，这是风水先生的指示，说什么时候绳子被铁锅磨断，他就可以停下来定居。结果，一直走到百里之外的夏灶，绳子才断掉，自此，在夏灶扎根繁衍。现在，夏灶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包含十几个自然村，都是三房繁衍下来的蔡氏后代，有6万～8万人，甚至比博社还要大好几倍。不过，当我去夏灶打听其渊源的时候，听到的说法却并不一致，很多老人拒绝承认他们的祖先来自博社。有关这两个村庄的历史渊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种种传说，构成了一种稳固的内部文化，支撑着这里的宗族运转。但是，传统乡村社会中，皇权、族权和绅权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却已经不复存在。还记得第一次去博社的时候，我跟博社小学的老师蔡昭宇聊天，他的祖父曾经做过生产队的会计，父亲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后来在小学当老师，红白喜事都来找他写字，对村里每个人的生平都了然于胸。蔡昭宇子承父业当了老师，哥哥蔡昭立则是乌坎水利站的公务员，这次扫毒行动后也被上级派回博社担任过渡期的副书记。按传统宗族观念，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在村里的威望应该很高，但他却是一副蹉跎的样子，住在小学拥挤的宿舍里，感慨今非昔比，没有人再看得起读书人了。
更让人心酸的是与老人会理事蔡光臣的第二次见面。蔡光臣60出头，做了一辈子小学老师，还是理事会的成员，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社戏时，他坐在宗祠门口的台阶上，等着理事会分给每位理事的一块猪肉。那时候，他对村庄的事情并不愿多谈，几次催促我离开。第二次拜访博社，我又找到他家，吃惊地发现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由于结肠炎动了三次手术，医生说只有十几天的生命了。他用尽全身力气向我感慨，若有来生，一定不要做个好人。“我一生讲德，本分做人，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要钱没钱，要屋没屋，看看那些坏人，一夜暴富，高楼大厦，现在世人只认钱。”
扫毒行动之后，陆丰市成立博社重点工作组，调集所有博社籍的公务员和警察回乡整治，担任过渡期书记的就是陆丰市人社局主任科员蔡水宝。不过，据本村的另一位村官感慨，蔡水宝虽然有能力，但离开村庄几十年，对村里的很多宗族演变并不熟悉，“我们有些事建议他那么做，他并不理解”。
科大卫在书中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坍塌提供的结论是：民国年间，就地方与朝廷中央的关系而言，祖宗已经无关痛痒了。随着“国民”、“国家”等概念的到来，代表中国封建制度残余的宗族开始成为有识之士攻击的对象。1904年，梁启超从美国回国，游记中提及“中国人的缺点”，第一项就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引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主张以国家的理念代替乡村的理念，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也必须要把“乡村”抛弃。自此之后，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就靠边站了。
因为腐败，外部的法治约束失效；因为金钱当道，内部士绅阶层的崩塌，又让宗族运行失去了自我约束的力量。即便蔡东家这样的绝对领袖，也无力撼动村庄的运行规则，有过村支书和房头“老大”双重经历的蔡汉良就感慨，有时候，这个位子上的人也是身不由己，只能顺势而为。去年阴历七月初十晚上，蔡东家曾经召集各个房头的“老大”在蔡氏宗祠里开了个会，告诉大家回去分头转告本房子孙，制毒有害，七月十五之前必须停止。可是，并没有人真正遵从指示。
（注：由于可理解的原因，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拒绝记者使用其明确的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