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上学时，每读到杜甫这篇石壕吏，总是在脑海里出现这样一幅画面：夜里一位老妇衣冠不整，战战兢兢地回答石壕吏的问话和训斥。此时就对旧社会官吏无比厌恶，对欺压劳动人民的行为无比愤慨。也对杜甫诗人十分佩服，一首诗把石壕吏刻画得栩栩如生。

谁知，大学毕业上班后，我竟然也成为一个石壕吏，干过石壕吏一样的工作，30年来，忘却了许多事情，唯有这事历历在目。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一种负罪感。

当年，镇里号召群众大力发展棉花种植，每年春天都对行政村分配植棉任务，行政村按地亩分配给群众。等到冬天，按照植棉任务回收棉花。对完不成任务的行政村按照每斤0.2元标准处罚。当时我任包村干部，所包的村是个蔬菜专业村，群众以种菜为主，植棉任务年年完不成，是工作区和镇里的老大难。村支书是个40多岁的退伍兵，也是种菜行家，每年因为完不成棉花订购任务，成为书记镇长的眼中钉，没少受批评。

1992年我任包村干部后，该村蔬菜面积又大增，而植棉任务却没有大减。当时分配任务时，我还找到镇长，说明该村特殊情况，要求减少分配指标。镇长说，分配指标都是按照人口和地亩各半的标准分配的，已经下文，不能改变了。到了冬季，果然该村的棉花收购量全镇倒数第一。

区委书记找到我说：你包的村拖了全区的后腿儿，怎么办？我据理力争说：蔬菜村本来就没有多少户种棉花，镇供销社棉花收购站的价格又低于市场0.3元，群众能卖给收购站吗？区委书记说：那你们村只有接受罚款了。我说：罚款群众抵触情绪大？区委书记说：市场价高于收购价0.3元，罚0.2元，群众不是还赚0.1元吗？我说：我们村，没有种棉花的户多。区委书记说：兄弟你咋死脑筋呢，种菜卖钱不是更多吗？用卖菜的钱买棉花罚款。我无语了。

找到村支书，他说：往年都是这样办的。我说：那你们就按往年的办法办吧。他说，我回去在村大喇叭里广播一下，让群众准备好罚款。到时候咱们一起去收罚款。

由于我在大学当过班干部，对区委书记和镇长这样做本身就有意见，所以，收取棉花罚款一直不主动催问。谁知到了结算的前一天，区委书记又找到我说：全区就剩下你包的村棉花罚款没有结算？影响了区里工作奖金发放不成。其他包村干部都有意见，你还是镇党委定的后备干部，如果明天不能结算，政治账、经济账都不划算。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今天夜里等群众都在家时，逐户清算，连夜完成罚款任务。

我找到村支书，他说也只能这样办了。夜里8点，他集合村干部，俩人一组负责一个自然村，谁完成任务谁回家休息。我和支书一起负责罚款任务最大的自然村。

晚上8点半后，我们就分组下去了。每到一户，明白人算清账目直接交了罚款；不明白的，给他还得重新算账；还有些户，因为没有种棉花，是牢骚满腹，说分配棉花任务不合理，还说供销社收购站价格低、还压级压价等。好在村支书因为是种菜行家，群众都是跟着他学的种菜。他自己也没有种棉花，一样交了棉花罚款。支书拿着村里开的收据，出示给有意见的户主看，这些户就不说什么了。

该村2000多人，四个自然村400多户，跑下来，都到了夜里12点多了。我有点困了，支书说：再坚持一下，咱们包的村没有几户了。然后我们来到一家门前，院墙低矮，还有个小门楼，主房五间新盖的堂屋。支书喊了几声，院里没有人答应。支书使劲敲门。用手电筒对着堂屋窗户来回照。又过了五分钟，听到了堂屋门打开的响声。支书用手电筒照照，出来一位农村老大娘。来到大门后面问：半夜三更里敲门，你们是谁啊？支书说了身份。她打开了大门，走出来。我一看这老大娘满脸皱纹，有60多岁，斜披着上衣褂子，斜倚在大门柱子边，说：算算俺家的棉花罚款吧。支书问她：你咋知道要收罚款的？她说：挨黑时就听说了，都半夜了你们还没有来，我才躺下睡会儿。支书拿出账本，找到她的账目。老大娘对支书说：你大爷死得早，我拉扯两个儿女，卖菜钱都盖房子用了，我还得给儿子娶媳妇呢。这些罚款是挨黑时找侄家借的。然后，从斜披的褂子里掏出一叠钱，交给支书说：我也算好了，俺家该罚150元，都准备好了。然后交给支书。

当支书数钱时，手电筒下这个画面，立刻让我思绪万千，这不是杜甫《石壕吏》诗中的场景再现吗？我和支书不正是石壕吏吗？这老大娘不就是诗中“老妇”吗？我实在受不了啦，就提前回镇里了。第二天，支书来结账了。见到镇党委书记，我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回“石壕吏”。书记说：你才下来，我们都做多年了。什么棉花罚款、超生罚款、完不成公粮罚款等等，哪个罚款我们乡镇干部不都得去执行？兄弟啊，慈不带兵，你这样会耽误事的，也不可能在乡镇有大的前途。因为我是你爸的学生才给你说这些，就此打住，以后不得再提这事。

所以，这么多年，我把自己当过“石壕吏”的事，没有和别人说过。但是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特别是那位老大娘用充满老茧的手交罚款的场景，一直在脑海里时隐时现，不能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