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吉辰

1898年夏秋的那场变法，不仅开展百余日便遭扼杀，更由“戊戌六君子”的颈血画上了句号，愈发染上悲怆的色彩。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杨深秀的名字，从此在诸多历史书写中融为一体，成为一个为改革而牺牲的经典象征。 “六君子”的合称，让六人的个性差异在大众眼中显得模糊不清，似乎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事实上，在经历、性格乃至政见上，他们之间颇有不同之处，并不能一概视之。今天国历君先给大家讲一下最广为人知也个性最鲜明的谭嗣同。

梁启超曾将谭嗣同称作晚清思想界的“一彗星”。彗星，光芒四射，一闪即逝，极为传神地概括了谭嗣同的人生。

谭嗣同在六人之中家境最为优越，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但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幸福：自从10岁那年母亲去世之后，饱受父亲宠妾的虐待，和谭继洵的关系也因此变得很差，他的老师甚至说这位学生“受厄家庭，毫无生人之趣”。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一原因，谭嗣同的性格中萌生出了强烈的反叛精神。这样的精神，集中体现在他的遗著《仁学》自序中：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

一连串的“冲决”，犹如排炮一般，字里行间，作者不羁的灵魂呼之欲出。《仁学》的主旨，按梁启超的概括，是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为人生所用。不要说在19世纪末，即使是在今天，这也是相当超前的想法。比较起来，书中反君主专制、反伦理纲常的思想，反而不算什么了。也正因为如此，在众多守旧乃至不那么守旧的士大夫眼中，谭嗣同的形象完全是个激进的怪胎。

另一方面，谭嗣同也是坐言起行的人，丝毫没有大少爷的纨绔脾气。他早年随父亲在甘肃居住时，便喜欢在荒野驰马射猎，甚至曾在隆冬时节纵马七昼夜，奔驰一千六百余里，大腿磨得血肉模糊，自己却浑不在意。他景仰“摩顶放踵”的墨子，多年来走南闯北，四方游历，行程八万余里，堪绕地球一周。他所到之处，时常结交江湖豪杰，最有名的一位朋友便是人称“大刀王五”的北京源顺镖局掌柜王正谊。

以这样不羁的性格，在讲究中规中矩的科举考场上自然会碰壁。谭嗣同先后五次参加乡试，统统名落孙山。最后，还是谭继洵怕儿子无事生非，为他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分发江苏。当然，谭嗣同也做不到耐下性子在官场熬资格。他在南京待了一年多等着补官，感觉“如仙人降谪”，苦不堪言。幸好到了1898年初，湖南巡抚陈宝箴听闻这位年轻人才气纵横，邀他来湘办理新政。

在长沙，谭嗣同筹建学会，登台演讲，创办报纸，还被张之洞委任开办焙茶公司，忙得不亦乐乎，名气也越来越大。6月13日，御史徐致靖上奏保举5名人才，谭嗣同名列第三。当天有旨，让谭嗣同准备进京觐见。9月5日，他受光绪皇帝召见之后，与前几天被召见的杨锐、刘光第、林旭三人一同被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章京，“参预新政”。

军机章京职位不高，但身处权力中心，身份相当重要。“参预新政”四字，更让许多时人与后人认定他们是中枢内部推动变法的先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任命，是因为在维新思潮的带动下，当年7月光绪帝史无前例地下旨，允许大小官员、士子、民众可以不受资格限制地向皇帝上书。这个口子一开，形形色色的上书立即涌入宫中，让人手不多的军机处有些招架不住。四名新晋章京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上书。

这样的案头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感到自己权力受到挑战的慈禧太后已经坐不住了，开始采取一系列反制手段。于是，光绪帝与康有为一派也感到危机重重。此时，谭嗣同做出了“百日维新”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举。9月18日晚，他独自拜访当时住在法华寺（今天北京报房胡同）的候补侍郎袁世凯。彼时袁世凯率领的7000名新建陆军驻在天津，是清朝最新式、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他劝说这位未来的民国大总统与“中华帝国皇帝”，先回天津诛杀慈禧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再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除掉慈禧。事后看来，这实在是一着错棋，就连谭嗣同的同志林旭当时也看穿了这一点：他知道此事后，曾写下一诗送给谭嗣同，后两句是：“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勿轻言。”本初，是袁绍的字，指袁世凯。千里草，合起来是“董”字，指领兵驻防近畿的甘肃提督董福祥。他劝谭嗣同游说董福祥起兵，不要指望心机深沉的袁世凯。

谭嗣同深夜方才离开法华寺。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同住的密友毕永年，自己已把计划全盘托出，而袁世凯的态度是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毕永年大惊，马上搬家，并劝告谭嗣同不要坐以待毙。但谭嗣同没有走。当天上午，他打了个电报给正准备从海路进京觐见的谭继洵，说英俄两国已经开战，北洋沿海都是外国军舰，最好先别动身。显然，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不想连累父亲。9月23日清晨，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包围了他的住处。

狱中的六君子未必都会想到血溅刑场的结局，但谭嗣同一定想到了。“围园杀后”的计划，足以令任何人的头颅落地。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十几年后，汪精卫因谋刺摄政王载沣入狱，一名老狱卒向他描述了谭嗣同被捕后的举止：“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他未必真像梁启超说的那样有心求死，但绝不怕死。正如他的绝命辞所言：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字复生，湖南浏阳人，1865年生，1898年9月28日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