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答声里的岁月褶皱

樟木箱最底层压着半张泛黄的照片，穿蓝布衫的姑娘正踮脚给座钟上弦，黄铜钟摆映着她耳后新发的碎卷。那是 1957 年的母亲，二十岁的指尖还没染上后来常年泡在碱水里的粗糙。座钟如今仍立在老屋客厅，胡桃木外壳裹着层厚厚的包浆，像位沉默的老者，守着满室尘埃里的光阴故事。

母亲总说这钟是外公给的嫁妆。那年头物资紧俏，外公跑遍三个县城才寻到这台德国造的座钟，钟面上罗马数字的鎏金被岁月磨得只剩浅淡轮廓，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致。新婚夜，母亲把压箱底的红绸帕子垫在钟座下，说要让滴答声也沾点喜气。后来父亲总打趣，他们俩拌嘴的次数，恐怕比钟摆晃动的次数还多。

1963 年的夏天格外漫长，蝉鸣把午后拖得像块融化的麦芽糖。我蜷在藤椅上数钟摆，看母亲把冰镇的酸梅汤放在钟旁边降温。那时父亲在厂里加班，常常要到钟敲十下才踏着月光回来。有天暴雨冲垮了石桥，母亲抱着我在钟前站到深夜，黄铜钟摆的反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像藏着说不出的心事。直到听见熟悉的脚步声撞开雨幕，座钟恰好敲响第十二下，母亲突然把我往父亲怀里一推，转身去厨房端出温着的姜汤，那背影在昏黄的灯光里，竟透着股说不出的安稳。

弟弟出生那年，座钟突然走得不准了。有时明明是正午，却 “当当” 敲起了子夜的钟声。父亲踩着板凳拆开钟面，发现里面卡着片干枯的梧桐叶 —— 那是我前几天爬树时，偷偷塞进钟摆缝隙里的。母亲没骂我，只是把那片叶子夹进了她的针线簿，然后看着父亲用酒精棉一点点擦去齿轮上的锈迹。“这钟跟人一样，” 她一边纳鞋底一边说，“得时不时拾掇拾掇，才能走得匀实。” 那天晚上，座钟重新发出清脆的滴答声时，弟弟突然在襁褓里咯咯笑了起来，仿佛听懂了这失而复得的韵律。

七十年代末的某个清晨，我被急促的钟声惊醒。往常总要等母亲上完弦才肯出声的座钟，此刻正疯狂地左右摇摆，钟锤撞出的声响像在哭嚎。跑到客厅才发现，父亲正蹲在钟前抹眼泪 —— 收音机里刚刚播报了外公去世的消息。母亲没哭，只是伸出手轻轻按住钟摆，那只曾无数次为家人缝补浆洗的手，此刻抖得厉害。她从针线簿里翻出那片梧桐叶，小心翼翼地放进钟腔深处，“让你外公听听，咱们家的钟还走着呢。” 那天之后，座钟的滴答声里，似乎总掺着点若有若无的沙沙声，像有人在遥远的地方回应。

我出嫁那天，母亲执意要把座钟送给我。“到了新家，” 她摸着钟面上磨平的数字，“听见这响声，就跟妈在身边一样。” 搬家公司的人说这钟太沉，建议留在老房子。父亲却摆摆手，亲自把钟抱上卡车，一路扶着不敢松手。到了新家，当父亲重新上好弦，听着熟悉的滴答声在陌生的客厅里响起时，母亲突然红了眼眶，“你看，它到哪儿都认家。”

去年冬天，我带着女儿回老屋。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眼就看见角落里的座钟。弟弟说母亲走后，这钟就再没走过。女儿好奇地伸出小手去拨钟摆，却被我拦住了。阳光穿过蒙尘的玻璃窗，在钟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那些被岁月磨出的木纹里，藏着多少个清晨的炊烟、黄昏的灯火，多少声争执与和解、欢笑与叹息。突然听见女儿小声问：“妈妈，钟里面是不是住着太姥姥？”

伸手去摸钟面，冰凉的木头底下，仿佛还能感觉到微弱的震动。或许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有些东西不会随着时间消失。就像这钟，即使齿轮锈住了，那些曾经的滴答声，也早已刻进了每个走过它身边的人的生命里。女儿从口袋里掏出颗糖，小心翼翼地放在钟座上，“给太姥姥的。” 我看着她认真的模样，突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把梧桐叶塞进钟摆的小女孩。

窗外的玉兰花落了一地，像撒了层碎雪。或许等明年春天，当新叶爬满枝头时，这座老钟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发出一声轻响，就像谁在时光的那头，轻轻应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