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答声里的光阴

祖父书房的墙角立着座老座钟，红木外壳被岁月摩挲得发亮，黄铜钟摆每晃一下，就有细碎的铜屑簌簌落在底座的绒布上。我七岁那年第一次见它，正踮着脚够书架第三层的线装书，钟摆突然发出 “咔嗒” 重响，吓得我摔在蒲团上，后脑勺撞在雕花钟腿上，起了个核桃大的包。

祖母端着药膏进来时，座钟刚敲过三点。她用银簪挑开瓷罐里的凡士林，指尖沾着清凉的油脂揉我的伤处，“这钟比你爹岁数都大，民国二十六年从苏州城搬来的。” 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她鬓角的银丝上织出光晕，座钟的滴答声混着她的絮语，像浸了蜜的糖浆在空气里慢慢化开。

祖父总说这钟认主人。1958 年他被下放到砖窑厂，家里的红木家具陆续换了粮票，唯独这座钟被祖母藏在菜窖里。寒冬腊月她每隔三天就下去上弦，棉裤沾着白霜回来，怀里紧紧抱着裹着棉被的钟。有次钟摆卡住了，她愣是揣着去三十里外找修表匠，回程时摔在结冰的河坡上，颧骨磕出的疤到老年还泛着淡粉色。

我十岁生辰那天，祖父把钟摆的钥匙交给我。黄铜钥匙沉甸甸的，柄上刻着缠枝莲纹，他粗糙的掌心覆在我手背上，教我顺时针转三圈半。“听到‘咔’的一声就停，” 他声音带着烟草的沙哑，“就像人喘气，得留三分余地。” 那天座钟格外精神，每到整点就 “当” 地一声，震得玻璃柜里的瓷瓶微微发颤。

变故发生在我十五岁的秋天。祖父突发脑溢血，送进医院的第二天，座钟毫无征兆地停了。母亲踩着凳子上弦，钥匙转到底纹丝不动，请来修钟表的老师傅，拆开外壳摆弄半天，摇头说齿轮都锈死了，怕是救不活。我抱着膝盖坐在钟旁边，听不见熟悉的滴答声，只觉得整间屋子都空落落的，连阳光落在地板上都没了声响。

祖父下葬那天，天阴得厉害。我跪在墓前烧纸钱，忽然听见口袋里传来轻微的震动，摸出来才发现是块旧怀表 —— 是祖父前几年送我的，说等我长大了就把座钟传给我。怀表的指针不知何时开始走动，滴答声在寂静的墓园里格外清晰，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叹息。

回家路过旧货市场，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在一个堆满铜器的摊子前，发现了个和家里座钟一模一样的齿轮。摊主说这是从拆迁的老房子里收来的，要价五十块。我摸遍全身口袋凑够钱，攥着冰凉的齿轮往家跑，秋风卷着落叶扑在脸上，竟一点也不觉得冷。

我花了整整三个月修理座钟。白天上课，晚上就着台灯拆零件，手指被铜片划破无数次，创可贴换了一版又一版。母亲总劝我放弃，说买个电子钟更省事，我却固执地守着摊在桌上的齿轮，就像守着祖父留下的最后一点念想。当最后一个零件归位，我屏住呼吸上好弦，钟摆晃了两下，发出清脆的 “滴答” 声时，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如今我在城里工作，每年清明都要回去。座钟还立在书房墙角，红木外壳添了几道新的划痕，是去年侄子爬上去够糖果盒时蹭的。我还是习惯每周三下午给它上弦，阳光好的日子，会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看书，听着均匀的滴答声，仿佛祖父还坐在对面的藤椅上，慢悠悠地抽着烟，讲他年轻时在苏州城见到的那些故事。

上个月整理旧物，在祖父的樟木箱底发现个蓝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厚厚的一沓修钟笔记，纸页都泛黄了，上面用毛笔写着齿轮型号、上油周期，最后一页画着个简单的座钟草图，旁边题着行小字：“钟摆不停，日子就接着过。” 窗外的玉兰花开得正好，座钟 “当” 地敲了五下，惊飞了枝桠上的麻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