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尾的旧书摊

青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时，总能在巷尾瞥见那顶褪色的蓝布帐篷。帐篷下的木架用麻绳捆着松脱的边角，几排书脊在潮湿的空气里泛出深浅不一的黄，像晒了半世纪的烟叶。守摊的老张总坐在小马扎上，膝盖上摊着本线装的《聊斋》，眼镜滑到鼻尖也懒得推。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摊，是因一本缺了封底的《小王子》。硬壳封面磨出毛边，内页却留有工整的批注，某页空白处画着朵歪歪扭扭的玫瑰，旁边写着 “1987.5.23 赠明”。老张说这书搁了快十年，原主是个总穿白衬衫的姑娘，每周末都来换书，后来突然再没出现过。他用袖口擦了擦书脊上的灰，“有些书比人长情，守着守着就成了念想”。

往后每个周末，我总绕路去摊前晃悠。老张的书从不按类别摆，武侠小说旁可能挤着本医学词典，泛黄的诗集底下压着褪色的连环画。有次在《百年孤独》里翻出张电影票根，1998 年的《泰坦尼克号》，座位号是 13 排 7 座。老张说这书是个老头卖给他的，老头总念叨当年带老伴看这场电影时，她偷偷抹眼泪把爆米花撒了一身。

书摊的书大多来路不明。有时是搬家的人嫌麻烦清出来的，有时是废品站里捡漏的，偶尔也有特意送来的。上个月有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抱着本《哈利波特》站了半天，最后红着眼圈放在摊上说：“妈妈说看闲书影响学习。” 老张没问缘由，只是在她走后，把书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放了块小木板，写着 “免费借阅，记得还”。

雨天的书摊最有味道。雨水敲打着蓝布帐篷，发出沙沙的声响，混着旧纸张特有的霉味，倒比咖啡馆的香薰更让人安心。有次下暴雨，我和老张一起把书往塑料布底下挪，他突然指着本《边城》说：“这书里夹着张船票，1983 年从凤凰到长沙的。” 纸页间还夹着片干枯的凤凰花瓣，颜色褪得几乎看不见，却像能让人想起某个坐在船头看风景的午后。

常来的老主顾里，有个戴助听器的退休教师，总在下午三点准时出现，背着手一本本翻看历史书。他说年轻时在乡村教书，带着学生们在煤油灯下读《史记》，现在眼睛花了，却还是想摸摸那些有温度的纸页。还有个开面包店的老板娘，每天收摊后过来，站着读几页散文，她说揉面包时想起书里的句子，发酵的面团都好像更香甜些。

老张不爱说话，却记得每个顾客的喜好。知道我喜欢散文，每次收到新的散文集，总会留出来摆在角落；知道退休教师研究民国史，遇着相关的旧书，会特意用牛皮纸包好。有次我翻到本 1956 年版的《野草》，扉页上有行钢笔字：“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字迹力透纸背，像是带着书写者当年的热忱。老张说这书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摊主说原主是个老教授，去世前还在病床上翻这本书。

书摊的木板上，总有些奇怪的标记。有的书脊上画着小太阳，老张说是适合晴天读的；有的画着月亮，是留着晚上看的；还有本《红楼梦》，旁边画着个哭脸，他说这书太悲，看的时候最好备着纸巾。有次我问他这些标记有什么用，他嘿嘿笑说：“看书和交朋友一样，得讲缘分，标记清楚了，好让它们找到对的人。”

上个月城市改造，巷尾要拓宽马路，书摊被划进了拆迁范围。老张没抱怨，只是每天收摊后，多花半小时把书整理得更整齐些。最后一天摆摊时，老主顾们都来了，退休教师送了他一幅自己写的字，写着 “书香满巷”；面包店老板娘带来刚出炉的肉桂卷，说：“就当提前庆祝乔迁之喜。” 那个送《哈利波特》的小姑娘也来了，手里抱着本《绿山墙的安妮》，说：“这次是妈妈让我来的，她说看好书不影响学习。”

搬家那天，我们帮老张把书搬到临时租的车库里。他蹲在地上整理那些书，突然指着本《飞鸟集》说：“你看，这里夹着张照片。” 黑白照片上，两个扎麻花辫的姑娘并肩坐在柳树下，手里都捧着书，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背面写着 1972 年夏，旁边还有行小字：“我们要读遍天下书，走遍天下路。” 老张把照片小心地夹回书里，轻声说：“说不定哪天，照片上的人会找来呢。”

现在的书摊搬到了更远些的巷子里，蓝布帐篷换成了更结实的帆布，木架也重新刷了漆，却还是老样子。旧书们挤在一起，带着各自的故事，等着被翻开。老张依旧坐在小马扎上，膝盖上换了本《浮生六记》，眼镜还是滑在鼻尖。路过的人偶尔会停下脚步，从那些泛黄的纸页间，撞见某个陌生人的青春、遗憾或是未完成的心愿。

有本《汪曾祺文集》里，夹着张便签，上面用铅笔写着：“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股可爱的倔强。每次翻到这页，总能想起老张守着书摊的样子，不管世界怎么变，他和他的旧书们，都在那里自顾自地散发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