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泛黄的纸页蜷缩如枯叶,虫蛀的孔洞像星子缀满夜空,霉变的斑痕在绢面上洇出深褐色的云翳。当一箱箱从旧书堆里抢救出的古籍被送到修复室时,它们身上的每一道伤痕都在诉说时光的侵蚀。古籍修复师的指尖抚过这些脆弱的纤维,如同医生触摸病人的脉搏,既要诊断病灶,更要寻找让文明血脉重新流动的途径。这项延续千年的技艺,如今正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比虫蛀更严峻的考验。
国家图书馆的修复室里,四十度的恒温恒湿环境让空气始终带着淡淡的纸浆味。65 岁的周小英戴着放大镜,正用竹制镊子夹起一片比蝉翼还薄的桑皮纸。这片纸需要覆盖在清代抄本《论语别裁》的撕裂处,角度误差不能超过半毫米。她的呼吸放得极轻,仿佛稍重一点就会吹散纸上的墨迹。这样的动作,她每天要重复三百多次,三十年下来,指尖的薄茧已经磨成了与竹镊子弧度契合的形状。修复台上摊开的古籍,书脊处的线绳早已朽成粉末,书页边缘像被啃过的饼干,最严重的几页甚至粘连成了坚硬的纸砖。周小英用毛笔蘸着特制的浆糊,浆糊里掺了白芨和明矾,是她根据明代《天工开物》的记载改良的配方,既能粘合纸页,又能防虫蛀。

古籍修复的难度,往往超出外行人的想象。去年秋天,一批从山西某古寺藏经阁发现的西夏文佛经被送到修复中心,其中半数已经在潮湿的环境中粘连成块,最厚的一块如同砖头。修复师们先用特制的蒸汽装置小心翼翼地软化纸张,再用猪鬃刷一点点分离 —— 这个过程耗费了整整三个月,平均每天只能处理两页。更棘手的是材料的匹配,明清时期的古籍常用楮树皮纸,而宋代书籍多用麻纸,这些纸张的纤维密度、酸碱度都有严格标准。为了找到合适的修复用纸,年轻的修复师李然曾在皖南山区的纸坊蹲守半年,跟着老匠人学习古法造纸,光是调试纸浆的浓度就失败了七十多次。
行业内流传着 “一页千年” 的说法,既指古籍承载的历史厚度,也暗喻修复工作的耗时。周小英修复过一部元代的《农桑辑要》,全书仅五十余页,却花了她整整两年。其中一页因遭水浸,墨迹晕染模糊,她需要先用显微镜观察残存的笔画走势,再参照同时期的刻本进行补笔,补上去的字迹既要与原迹协调,又不能掩盖破损的痕迹 —— 这是修复界 “整旧如旧” 的铁律。“就像给老人补牙,既要恢复功能,又不能让人看出破绽。” 周小英这样形容。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使得每位成熟的修复师都必须兼具考古学家的严谨、书法家的功底和艺术家的审美。
然而,这样一门精密的技艺,如今正面临人才断层的危机。全国范围内,具备独立修复一级文物资质的修复师不足百人,而登记在册的古籍超过三千万册,其中需要紧急修复的就有一千万册。国家图书馆的统计显示,目前从事古籍修复的专业人员平均年龄超过 55 岁,30 岁以下的从业者仅占 7%。李然是修复中心最年轻的成员,他坦言当初选择这个专业时,全班二十人如今只剩三人坚守。“太枯燥了,” 他笑着说,“同学里有人去做了文物鉴定,有人转行做了古籍拍卖,收入都是我的好几倍。” 修复师的薪资普遍偏低,刚入行的年轻人月薪往往不足四千,这与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 —— 从文献学、材料学到化学分析 —— 形成鲜明反差。
传统的师徒制也加剧了人才培养的困境。古籍修复讲究 “口传心授”,很多技巧难以用文字记录,比如判断浆糊干湿度的 “手感”,识别纸张年代的 “眼缘”,都需要长期的实践积累。周小英带过七个徒弟,最终能独立完成修复工作的只有两个。“不是聪明不够,是耐心不够。” 她叹了口气,“有个徒弟学了三年,还是沉不下心,补页的时候总想着快点完成,结果把明代的书页用了清代的纸,差点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这种严苛的传承模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显得格格不入,却又是保证修复质量的必要条件。
现代科技的介入,为古籍修复带来了新的可能,也引发了新的争议。去年,某高校研发的 AI 修复系统引起轰动,它能通过大数据比对,自动识别缺损的文字并生成补全方案,效率是人工的五十倍。但在周小英看来,机器永远无法替代人的判断。“有一次,AI 把‘孤鹜’补成了‘孤雁’,字形是像,但意境全没了。” 她指着一页唐代诗集说,“古人写字有情绪的,笔锋里藏着喜怒哀乐,机器看得懂吗?” 更关键的是,古籍的损伤往往千奇百怪,虫蛀的形状、霉变的程度都没有规律,机器算法难以覆盖所有变量。目前,行业内的共识是 “科技辅助,人工主导”—— 用 CT 扫描确定纸张内部结构,用光谱分析检测墨迹成分,但最终的修复动作,仍需人手来完成。
资金短缺是另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修复一页普通古籍的成本约为三百元,而修复一页破损严重的古籍,费用可能高达数千元。某省级图书馆曾测算过,要修复馆内十万册濒危古籍,需要资金近亿元,这对财政紧张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是沉重负担。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十分有限,古籍修复的公益性使其难以吸引商业投资,近年来虽有一些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但相对于庞大的需求仍是杯水车薪。李然曾参与过一个众筹修复项目,忙活了半年只筹到二十万元,仅够修复一百页古籍。“有时候看着那些明明可以救活的书,因为没钱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变坏,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尽管困境重重,仍有一些微光在闪烁。去年,“古籍修复师” 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这意味着行业终于有了统一的评价标准。一些高校开始开设相关专业,招生规模逐年扩大。更令人欣慰的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正在升温。在社交媒体上,“古籍修复” 相关话题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五十亿,不少年轻人自发组织志愿者团队,参与地方图书馆的古籍整理工作。周小英的孙女今年刚考上大学,专业选的就是文物保护技术,“她说要接我的班,把这些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好好传下去。” 说起这事,老人眼里泛起了泪光。
夕阳透过修复室的玻璃窗,在摊开的古籍上投下温暖的光斑。周小英轻轻合上最后一页修复完成的书,封面上的磨损痕迹依然清晰,但内里的字迹已经重新变得清晰可辨。这些纸张里藏着的,不仅是古人的智慧,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当修复师的指尖与千年前的墨迹相遇,某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正在悄然发生。或许,正是这份对话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在枯燥与清贫中坚守,让那些快要被时光掩埋的文明碎片,得以重新拼凑出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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