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的铜镜蒙着层薄灰，映出角落里叠得整整齐齐的月白布衫。老师傅枯瘦的手指抚过领口磨出的毛边，忽然哼起段《报菜名》的调子，尾音颤得像秋风里的芦苇。这是相声行里的规矩，登台前总要温段活儿，仿佛那些刻在骨头上的词儿能给人壮胆。
二十年前第一次踏进这后台时，我总觉得那些泛黄的剧照在瞪着我。穿马褂的老先生们眉眼间带着股精气神，嘴角的笑纹里藏着说不尽的故事。师父说，相声演员的眼睛得会说话，见了王侯不卑，遇了百姓不傲，要像戏台角儿手里的扇子，开合间都是乾坤。那时我不懂，只知道每次摔了跤，师父从不扶我，只扔过句 “台上的跟头，台下摔够了才不丢人”。
胡同深处的茶馆总飘着茉莉花茶的香。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来，在八仙桌上投下格子影，穿蓝布衫的伙计提着铜壶穿梭，壶嘴喷出的热气里混着此起彼伏的叫好。压轴的老先生抖响 “包袱” 时，满场的笑能震落房梁上的积尘，可散场后收拾桌椅，总见他对着空座出神，手指在桌面上敲着无人能懂的节奏。后来才知道，那些让满堂喝彩的段子，都是他把苦日子嚼碎了，掺着泪酿成的甜。
冬夜里的排练室比冰窖还冷。我和师兄弟围着煤炉背《八扇屏》，冻得发紫的嘴唇磕绊着绕口令，炉子里的煤球明明灭灭，映着墙上 “台上一分钟” 的字幅。师父裹着军大衣坐在阴影里，烟卷的火光在他脸上明明暗暗。谁要是错了词，他便把烟蒂摁灭在满是烟灰的搪瓷缸里，那声 “重来” 比窗外的北风还硬。可当我们终于把整段活儿顺下来时，他会默默往每个人手里塞块烤红薯，皮都焦黑了，瓤却甜得烫心。
第一次正式登台那天，我攥着大褂下摆的手心全是汗。幕布拉开的瞬间，台下黑压压的人头晃得我发晕，脑子里的词儿像受惊的鸟四处乱撞。正慌神时，眼角瞥见侧幕里师父的身影，他没看我，只是对着后台的镜子整理领结，可我忽然就想起他说的，“相声是俩肩膀扛着一张嘴，你得信自己说的每一个字”。那回的《论捧逗》说得磕磕绊绊，下台时腿都在抖，师父却破天荒拍了拍我的背，“比我头回强，至少没把扇子扔观众席里”。
市场经济的浪潮涌来时，茶馆的木头门槛被霓虹招牌撞得摇摇欲坠。穿西装的老板来谈合作，说要把相声搬进夜总会，配着迪斯科音乐说段子。师父把那杯没动过的龙井泼在地上，“祖宗传下来的玩意儿，不是插科打诨的筛子”。可看着师兄弟们一个个改行去跑龙套、开出租，我偷偷在录像厅里看流行歌曲的 MTV，心里像长了草。师父撞见时什么也没说，只是那天的早课加了段《关公战秦琼》，他演得声嘶力竭，额头上的青筋像要蹦出来，末了突然问，“你说，关老爷要是活到现在，会不会改耍大刀为开汽车？”
最艰难的那年冬天，师父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我去病房时，他正对着窗玻璃哈气，用手指写 “逗哏” 两个字。见我来了，他挣扎着坐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个布包，里面是本磨得卷边的《相声溯源》，扉页上的字迹已经模糊。“这行啊，就像打更的梆子，” 他喘着气说，“没人听也得敲，不然就忘了时辰。” 那天的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床单上，像段没说完的贯口。
转机出现在个下雨的傍晚。几个背着相机的年轻人找到我们临时搭的棚子，说想拍段纪录片。镜头对着满是补丁的幕布时，我忽然想起师父说的 “活儿要新，根要老”。我们把网络热词编进《对春联》，用吉他伴奏唱《数来宝》，台下的观众从白发苍苍变成了年轻的面孔，他们举着手机录像，笑起来的样子和当年茶馆里的老先生们没什么不同。有回返场时，我看见第一排坐着个戴助听器的老太太，她听不清词儿，却跟着节奏拍手，眼角的皱纹里盛着亮晶晶的光。
上个月整理师父的遗物，在樟木箱底发现件没做完的大褂。青灰色的绸缎上，他用粉线画好了盘扣的位置，针脚歪歪扭扭，像初学写字的孩童。忽然想起他临终前的话：“别总想着火，能让一个人在不如意的时候笑出声，就不算白吃这碗饭。” 窗外的蝉鸣正烈，我把那件半成品搭在晾衣绳上，风过时，衣摆飘飘，竟像个站在台上的剪影。
街角的小公园总有老人在唱太平歌词。有回路过，听见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跟着哼，跑调跑得厉害，却学得格外认真。她爷爷坐在石凳上，手里摇着的扇子上，“相声” 两个字被汗浸得有些模糊。夕阳穿过槐树叶，在地上洒下碎金似的光斑，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当年那个攥着大褂发抖的少年，看见侧幕里那个永远挺直腰杆的身影，看见无数个在笑与泪里流转的瞬间。
或许这世间所有的传承，本就是场漫长的接力。有人把故事装进笑料，有人把岁月缝进长衫，而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掌声与叹息，终将在某个不经意的午后，化作穿堂而过的风，轻轻拨动后来者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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