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抽屉深处压着个边角微微发皱的红色本子，烫金的 “教师资格证” 五个字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指尖拂过封皮时，总会想起某个冬夜的台灯下，被荧光笔标记得密密麻麻的教育学笔记，还有笔记本扉页上那句被笔尖戳出小洞的话：“要成为让学生想起时，眼睛会发亮的人。”
决定考教师资格证的那个夏天，我正在师范大学的图书馆里整理实习资料。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像要钻进书页，对面座位的女生突然把笔重重拍在桌上，眼泪砸在《教育心理学》的封面上晕开一小片水渍。“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份罪啊？” 她吸着鼻子问我，睫毛上还挂着泪珠，“去企业做行政多轻松，朝九晚五不用背这些拗口的理论。”
我当时没能回答她。直到后来在乡村小学实习，看见孩子们把野花插进矿泉水瓶当教师节礼物，看见讲台上那个鬓角斑白的老教师，用布满粉笔灰的手轻轻抚摸每一张稚嫩的脸庞，才慢慢懂得：有些选择从来不是因为轻松，而是因为心底藏着团不肯熄灭的火。
备考的日子像被拉得很长的橡皮筋。每天清晨六点，宿舍楼的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走廊里就响起此起彼伏的背书声。有人把教育学原理抄在便利贴上贴满墙壁，有人在食堂排队时还举着手机刷模拟题，连图书馆闭馆时的音乐都成了最熟悉的催眠曲。记得有次深夜复习到眩晕，趴在桌上醒来时，发现对面的姑娘正往我手边放一颗薄荷糖，她眼底的红血丝像细密的蛛网，却笑着说：“吃颗糖就不困啦，我们都能过的。”
最煎熬的是面试前的试讲练习。对着空荡荡的教室反复演练板书设计，把室友当学生模拟提问环节，甚至在超市排队时都在心里默背教案。有个雨天的傍晚，我在教学楼的走廊里练习导入环节，因为紧张把 “因材施教” 说成了 “因才施教”，身后突然传来轻轻的笑声。回头看见个头发花白的老教授，他拄着拐杖站在雨帘里，温和地说：“姑娘，别慌。教育本来就是允许犯错的艺术，重要的是你眼里的认真。”
笔试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在做家教。手机震动时，屏幕上跳出的 “合格” 两个字让我突然蹲在小区的梧桐树下哭了。那个总说 “考这个没用” 的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晚上回家，我给你做你爱吃的糖醋排骨。” 后来才知道，他每天晚饭后都会偷偷查历年真题，在笔记本上抄满密密麻麻的解题思路。
面试那天穿了新买的白衬衫，领口别着枚小小的银杏叶胸针。候考室里坐满了和我一样紧张的年轻人，有人在反复捋顺裙摆，有人对着玻璃窗练习微笑。抽题时抽到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站在讲台上看见评委老师鼓励的眼神，突然想起小时候的语文老师，总爱在阳光好的午后，带我们去操场读课文。那些被风扬起的书页，原来早就悄悄在心里埋下了种子。
拿到证书的那天，我去看望高中时的班主任。她正在批改作业，红笔在纸上划出流畅的弧线，窗台上的绿萝垂到教案本上。“还记得你当年总说想成为我这样的人吗？” 她抬头时眼角的皱纹像盛开的花，“其实老师这个职业，就像在黑夜里点灯。你不知道哪束光能照亮学生的路，但只要一直亮着，总会有人循着光走过来。”
后来真的站在讲台上，才明白这本证书承载的重量。是第一次听见学生喊 “老师好” 时的心跳加速，是发现内向的孩子在作文里写下秘密时的小心翼翼，是雪天送学生回家，看他们踩着脚印回头挥手时的温暖。有次感冒失声，板书时转身发现，黑板右侧不知被谁画了个笑眯眯的太阳，旁边写着：“老师多喝水，我们会乖的。”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备考时的错题本。泛黄的纸页上，有被泪水晕开的字迹，有深夜写下的打气话，还有同学传来的小纸条：“你讲课时眼睛里有光，一定要成为好老师啊。” 窗外的阳光落在红色证书上，突然懂得：那些挑灯夜读的时光，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从来都不是白费力气。
楼下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大概是放学了。我轻轻合上抽屉，把证书放回原来的位置。它只是一本普通的证书，却记录着一个普通人对教育最虔诚的向往。或许未来会有更多挑战，但只要想起那些清晨的背书声，想起讲台上那束永不熄灭的光，就有勇气继续走下去。毕竟，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孤独的奔赴，而是无数颗心在时光里的相互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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