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轮碾过最后一段碎石路时，副驾驶座上的竹篮突然晃了晃，里面的野柿子滚出来三颗。阿婆慌忙去捡，粗布袖口蹭过仪表盘，留下几道浅黄的柿渍。“快到了，” 她把柿子塞回我手里，掌心的老茧像核桃壳，“过了前面那道梁，就是我们村。”
那是去年深秋，我在浙东山区迷路的第三天。导航屏幕上的信号格始终跳着红色，手机在裤兜里发烫，像块没用的烙铁。遇见阿婆时，她正背着半篓山核桃往山下走，竹篓绳在肩上勒出两道紫痕。听说我要找 “会发光的石头”，她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说那是她们村后的 “星子坡”。
跟着阿婆的三轮车往山坳里钻，路两旁的毛竹越来越密，阳光被切割成碎片，在车斗里晃来晃去。她开始讲村里的事：谁家的屋顶漏了，谁家的笋干晒好了，谁家的孙子在县城读高中。这些琐碎的絮叨像山涧里的泉水，慢慢漫过我焦躁的心。
转过第七道弯时，竹林突然裂开一道缝。一片青瓦白墙的村落嵌在山坳里，炊烟像淡蓝色的丝带，从各家的烟囱里飘出来，在半空织成一张柔软的网。阿婆说这是 “柿林村”，村里的老柿子树比她爷爷的爷爷岁数还大。
村口的晒谷场上，几个老太太正蹲在青石板上翻晒柿子皮。看见我们的车，她们直起腰打招呼，手里的竹耙子还滴着金红色的汁水。“这是做柿饼用的，” 阿婆告诉我，“要晒足四十九天，才能收进缸里捂出白霜。”
我住的老房子在村子最东头，木头楼板踩上去咯吱作响。推开吱呀作响的木窗，正对着一片梯田，稻茬子在夕阳里泛着浅金色。房东阿姨端来一碗山芋粥，粗瓷碗边还留着两道黑手印。“后山的星子坡，要等月亮出来才好看，” 她往我碗里夹了块腌萝卜，“不过路不好走，我让我家老头子带你去。”
傍晚的雾气从山谷里漫上来时，房东大爷已经在院门口等我了。他手里的竹杖顶端包着铁皮，敲在石板路上噔噔作响。“跟着我走，脚底下要踩实，” 他头也不回地说，“去年有个城里姑娘，在这里崴了脚，还是我们抬下来的。”
山路确实难走，碎石子总往鞋里钻。大爷的脚步声很稳，像山里的老松树一样扎实。他时不时停下来，用竹杖拨开路边的灌木，惊起几只扑棱棱的山雀。“这是映山红，” 他指着一丛光秃秃的枝条，“等开春了，这里能红透半边山。”
爬到坡顶时，月亮正好从云层里钻出来。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叫星子坡 —— 满地的石英石在月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被打翻的银河。大爷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年轻时，我常带老婆子来这里，” 他吐出一口烟圈，“她说这里的星星，比城里的灯好看。”
下山时，我看见路边有几棵野柿子树，光秃秃的枝桠上还挂着几个冻红的果子。大爷用竹杖打下来一个，擦了擦递给我。“甜着呢，” 他说，“这是山里给我们留的念想。”
第二天清晨，我被院子里的捶打声吵醒。推开窗，看见阿姨正用木槌捶打着一堆柿子皮，金红色的汁液溅在青石板上，像幅流动的画。“这是做柿子醋的，” 她笑着说，“等明年春天，你再来尝尝？”
离开柿林村那天，阿婆塞给我一包柿饼，用粗麻纸包着，还系着根红布条。“路上吃，” 她说，“别让风把霜吹跑了。” 三轮车驶出村子时，晒谷场上的老太太们还在翻晒柿子皮，看见我，她们都挥起手里的竹耙子打招呼。
车子转过那道熟悉的山梁，我回头望了一眼，雾气已经把村子藏了起来，只露出几棵老柿子树的枝头。竹篮里的野柿子还带着余温，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清甜的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流，像吞了一口秋天的阳光。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柿林村，但总会想起那个月光皎洁的夜晚。那些闪着光的石头，那些晒在谷场上的柿子皮，还有老人们手上的老茧，都像刻在记忆里的星辰，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就会在心底亮起来。
前几天整理行李时，我翻出了那包柿饼，粗麻纸已经泛黄，红布条却依旧鲜艳。解开绳子，一股淡淡的甜香漫出来，像又回到了那个飘着炊烟的小山村。我拿起一块柿饼，白霜落在手心里，像落了一场微型的雪。
或许真正的旅途，从来都不在地图上。那些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村落，那些被岁月磨亮的故事，才是最珍贵的风景。就像阿婆说的，有些地方，要等你走进去，才能看见它真正的样子。而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在为自己的生命，收集着独一无二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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