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老槐树下的青石板被无数双鞋底磨得发亮，王桂芝的布鞋总在每月初五那天准时踏上这块石头。她怀里揣着用红绸布裹紧的信封，指尖反复摩挲着边角被体温焐软的纸张，像捧着一团怕化的月光。邮差的绿色自行车铃从河对岸荡过来时，她会突然屏住呼吸，直到那抹绿色停在槐树下，接过信封的手才敢微微发颤。“张大哥，劳烦您多贴张邮票，俺家柱子在新疆兵团，那边风大，信纸薄了怕他看不清楚。” 每次说这话，她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细碎的光，仿佛那些叮嘱能顺着邮票上的长城纹路，一路爬过河西走廊的戈壁。
三十里外的镇邮电所里，李干事总在傍晚整理信件时想起王桂芝。那个裹着小脚的妇人从不用钢笔，蓝黑墨水在粗麻纸上洇出星星点点的晕染，像是把自家菜园里的茄子紫、黄瓜绿都揉了进去。“娘种的南瓜结了七个，最大的那个够你爹吃三顿”“你二弟娶了邻村的秀莲，红盖头是我用你寄回的的确良缝的”，这些带着烟火气的字句被塞进绿色邮袋，随着火车的哐当声穿越三千里河山。他见过太多这样的信，有的在信封角画个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有的在邮票旁边写着 “勿折”，最让他心头发紧的是那些没贴邮票的 —— 往往是在外的人没了消息，家里人急得把求救信直接塞进邮筒，仿佛文字能自己长出翅膀。
第一次在电话里听见儿子声音时，王桂芝把听筒攥得发白。那是 1987 年的冬天，村里唯一的电话装在大队部，线务员喊她去接长途时，她正踩着雪去喂猪。围裙上的猪食还没擦干净，她就跌跌撞撞冲进那间飘着煤烟味的小屋，听筒里传来电流的滋滋声，像无数只小虫子在耳边爬。“娘 ——” 柱子的声音突然炸开来，带着新疆的风沙气，她瞬间就哭了，话都说不囫囵，只知道重复 “家里都好，你别惦记”。线务员在旁边掐着表，说长途贵，她才慌忙把最要紧的事喊出来：“你爹上个月上山砍柴摔了腿，现在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是柱子带着哭腔的 “知道了”，电流声突然变得尖锐，像要把两个人的哽咽都绞碎在空气里。挂电话时，她的手心全是汗，听筒上留下五个深深的指印，仿佛那里面还锁着儿子的呼吸。
后来村里有人装了程控电话，王桂芝家的土墙上也多了个方形的塑料盒子。柱子寄来的电话号码被她抄在红纸上，贴在电话旁边，数字被摸得发亮。每次拨号前，她都要先在围裙上擦干净手，食指悬在按键上方半天不敢落下，好像那十个数字有千斤重。有时柱子在工地上加班，电话响了十几声才被接起，她听见那边传来钢筋碰撞的叮当声，就赶紧说 “没事，娘就是看看你睡了没”。挂了电话，她总要坐在炕沿发会儿呆，想象着儿子在千里之外的月光下，是不是也和她一样，对着电话里的忙音出神。有年除夕，电话那头突然传来烟花炸开的声音，柱子喊着 “娘你看，新疆的烟花比家里的亮！”，她对着听筒点头，看见窗纸上自己的影子，正随着呼吸轻轻摇晃。
智能手机普及的时候，王桂芝已经快七十了。孙子教她用视频通话，她总把脸凑得太近，鼻子都快贴在屏幕上。“奶奶你往后点，不然只能看见你的皱纹啦”，孙子在那头笑，她就不好意思地往后缩缩，手却还在屏幕上摸索，想摸摸孙子的脸。柱子在城里买了房，视频里能看见亮堂堂的客厅，她每次都要问 “厨房的煤气罐关紧了没”“阳台的衣服收了吗”，好像儿子还是那个需要她操心的少年。有次她在菜园里摘豆角，突然想给柱子打个视频，就蹲在黄瓜架下拨了过去。屏幕里弹出柱子西装革履的脸，背景是吵闹的会议室，他看见母亲沾着泥土的手，赶紧说 “娘我这就出去”。她看着儿子快步走到走廊，阳光落在他鬓角的白发上，突然发现那个曾经在电话里哭鼻子的青年，已经有了和他爹一样的皱纹。风穿过黄瓜叶，沙沙地响，像极了当年邮差自行车的铃声。
去年秋天，王桂芝把那些泛黄的信封都找了出来。红绸布包了一层又一层，里面的信纸已经脆得一碰就掉渣。她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到 “娘种的南瓜结了七个” 时，突然想起柱子小时候总爱在南瓜地里打滚，浑身沾满黄色的花粉。窗外的老槐树落了满地叶子，像铺了层金箔，远处传来快递车的喇叭声，有人喊着 “王奶奶，您儿子寄的包裹到了”。她慢慢站起身，手里还捏着那张薄如蝉翼的信纸，信纸边缘的折痕里，仿佛还藏着 1976 年的月光，藏着长途电话里的电流声，藏着视频屏幕上儿子笑着的脸。
包裹里是台新手机，孙子说这个能拍清楚远处的东西。王桂芝学着打开摄像头，对着老槐树拍了张照，又对着菜园拍了张，然后点开微信，给柱子发过去。发送键变成转圈的箭头时，她看见窗台上的仙人掌开了朵嫩黄的花，小小的，却在秋风里挺得笔直。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柱子发来的语音，带着她听了一辈子的口音：“娘，等我忙完这阵就回去，咱爷俩去摘你种的南瓜。”
她把手机贴在胸口，好像又听见了当年邮差的自行车铃，从河对岸荡过来，荡过三十年的光阴，还在耳边轻轻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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