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的暮春，敦煌城外的鸣沙山还裹着料峭寒意

光绪二十六年的暮春，敦煌城外的鸣沙山还裹着料峭寒意。王圆箓踩着没踝的沙砾往莫高窟走去，粗布僧袍下摆沾着隔夜的霜花。这个前清的兵勇转行的道士，此刻心里盘算的不是佛经道义，而是如何修补那些被风沙啃噬得千疮百孔的洞窟。

他命雇来的贫农在第 16 窟甬道北侧清理积沙，铁锨触到硬物的闷响突然划破寂静。起初以为是流沙下的岩石，刨开来看却见一道砌死的土墙，墙缝里塞着的泥块混着草茎，显然是人为封堵的痕迹。王圆箓摸出随身携带的旱烟锅敲了敲墙面，空洞的回声让他皱起眉头。

当土墙被拆开时，昏黄的光线下堆满的经卷如潮水般涌现在眼前。卷轴从地面一直摞到洞顶，最底层的经卷已被潮气浸得发黑，上层的却仍保持着细腻的黄麻纸质感。有雇工想伸手去抽，被王圆箓喝止 —— 他认出卷首 “咸通九年” 的字样，那是晚唐的年号，距离此刻已过千年。

消息像沙漠里的旋风传遍安西州。州官廷栋派人来看过，却只对一卷绘着仕女的绢画感兴趣，随手赏了王圆箓三匹蓝布便再无下文。这位道士把经卷重新封好，开始骑着毛驴往返于敦煌与酒泉之间，试图让更多人知道这些 “旧纸” 的价值。他或许不懂那些梵文咒语和佛教故事，却明白墙缝里藏着的不是普通废纸。

三年后一个深秋的午后，匈牙利人斯坦因带着翻译蒋孝琬出现在莫高窟。这个裹着厚重皮袍的欧洲人，眼里闪烁着对东方古物的狂热。他没有直接提及藏经洞，而是先陪着王圆箓看壁画，听他讲述修补洞窟的艰辛。当夕阳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时，斯坦因才状似无意地说起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 —— 他知道王圆箓最敬这位唐代高僧。

蒋孝琬在一旁低声翻译，说斯坦因正是沿着玄奘的足迹而来。王圆箓浑浊的眼睛亮了亮，沉默半晌后，终于掀开了那道土墙的一角。斯坦因后来在日记里写道：“经卷堆积如山，我仿佛站在时间的河岸，脚下流淌着千年的文明。” 他用四块马蹄银换走了二十四箱经卷和五箱绢画，打包时特意让蒋孝琬告诉王圆箓，这些文物会在遥远的英国得到妥善保管。

次年盛夏，法国人伯希和带着他那套精通的汉语、梵语和藏语来到敦煌。这个年仅二十七岁的汉学家，比斯坦因更懂得如何挑选珍品。他在藏经洞里待了整整三周，每天从清晨到日暮，逐卷翻阅那些泛黄的经卷。伯希和后来回忆，他常常因为发现一卷孤本而激动得手抖，那些用不同文字书写的经文，记录着被遗忘的信仰与智慧。

他用五百两银子换走的六千多卷经卷，几乎囊括了藏经洞最精华的部分。当他在藏经洞门口整理文物时，恰逢一群当地乡绅路过，有人认出经卷上的汉字，才惊觉这些 “废纸” 竟被洋人如此珍视。消息传到兰州，陕甘总督下令将剩余经卷运往北京，却没料到这趟旅程比穿越沙漠还要波折。

经卷分装在数十辆骡车上，从敦煌出发时正值隆冬。车把式们裹着羊皮袄，在结冰的路面上缓慢前行。沿途的官吏听说这些是 “古董”，纷纷伸手索要，有些甚至直接从车上抽走几卷。等运到北京时，原本八千多卷的经卷只剩下不到五千卷，而这些残存的珍品，又在入藏京师图书馆时，被馆员们私下截留了不少。

王圆箓看着日渐空旷的藏经洞，心里像被掏走了什么。他用卖经卷所得的银子，修补了更多洞窟，在残破的壁画前塑像，在坍塌的栈道旁铺路。有人骂他是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宝贝卖给洋人；也有人说他只是个愚昧的道士，根本不懂那些经卷的价值。每当夕阳西下，他坐在洞窟前的石阶上，望着鸣沙山的轮廓，手里总摩挲着一卷没被带走的残破经文。

1910 年的春天来得很晚，王圆箓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病倒了。弥留之际，他让弟子把那卷残破经文放在枕边，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 —— 那里，新栽的白杨抽出了嫩绿的枝条。他或许想起了斯坦因离去时扬起的沙尘，想起了伯希和流利的汉语，想起了那些被骡车拉走的经卷在风中摇晃的样子。

如今，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北京国家图书馆，以及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都能看到来自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它们有的被放在恒温恒湿的展柜里，用多国语言标注着出处；有的仍躺在库房的纸箱中，等待着被重新发现。当不同肤色的参观者驻足凝视那些泛黄的经卷时，很少有人会想起那个守着洞窟的道士，想起他在风沙中修补壁画的身影。

去年秋天，我在莫高窟看到了那座被重新封堵的藏经洞。洞口的墙壁已经斑驳，阳光从窟顶的缝隙照进来，在地面投下细碎的光斑。一位白发苍苍的研究员正在测量洞壁的厚度，她告诉我，近年来通过数字化技术，那些流散海外的经卷正在以另一种方式 “回归”—— 高清影像被传回敦煌，与洞内残存的壁画相互印证。

风吹过鸣沙山，带着细微的沙粒掠过洞窟。我仿佛听见千年以前，僧人把经卷封存时的叹息；听见王圆箓发现秘密时的心跳；听见斯坦因打包经卷时纸张的脆响。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在时光的隧道里回荡，像一首未完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