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把追求自由和承担责任融合在一起，以血肉之躯连接天空和大地。那种人有健全的知识结构，有犀利的思考方式，有崇高的品格，有侠骨，有柔情，还有强悍的体魄。

那种人很少，可以说寥寥无几。一旦出现，犹如午夜昙花盛开，犹如彗星划过天空，存在时间虽然短暂，韵味却是永恒。

他们是民族的精魄之所在，他们就是真正的贵族。也许他们出身并不高贵，但足以让许多身份高贵之人黯然失色。

在时光的长河中，许许多多的权贵化为尘泥，唯有真正的贵族遗世独立，任凭时光冲洗，如同凌寒之时独自盛开的梅花，芳香千年，芳华绝代。

谭嗣同就是那样一个人。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生在北京，是湖北巡抚的三公子，戊戌变法前他的身份是江苏候补知府。据说他12岁的时候在北京的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才活过来，所以取字“复生”。在这场大疫中他的母亲、大哥和二姐都被死神夺去了性命。后来死在台湾的是他的二哥谭嗣襄。

谭嗣同的夫人李闰在他就义后取“忍死须臾待杜根”之意自号“臾生”，做悼亡诗:“盱衡禹贡尽荆榛，国难家仇鬼哭新。饮恨长号哀贱妾，高歌短叹谱忠臣。已无壮志酬明主，剩有央生泣后尘。惨淡深闺悲夜永，灯前愁煞未亡人”。

谭嗣同故居有湘人余德泉撰写的对联:“壮矣，维新欲杀贼而未回天，终成国恨快哉~喋血吃昆仑以昭肝胆，长醒吾民。”正是化用了这首《狱中题壁》的诗意。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解读谭嗣同的内心世界，但这首《狱中题壁》却在百年来不断引发我们的深思。我们可以从诗中感受殉道者的凛然正气以及从容不迫。为了信仰，为了追求的事业，不惜生命，以身殉道，其精神确可感召后人。

读这首诗，自然要了解谭嗣同这个人，于是也就关心他所参与的戊戌变法的背景。

顺便说几句题外的话，谈诗词和作者的背景，自然涉及到一些方方面面的史料记载，正史也罢，野史也罢，显然都不完全是真实的，只能说尽量选取接近真实，自己认为比较可信的说法。总是来自第二手的资料居多，即使是抄自原始的史料，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看到别人引用，再以此线索核查第一手的史书。有时候，看到第二手的资料说的头头是道，自己认可或者偷懒，也未必再一一查对原始的记载。于是便有些说不清的的争议。写这篇文章之前又去看了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受到很大影响，包括知识和思想。

戊戌变法又被称为百日维新，因为前前后后才不过103天的光景。

变法维新是从1898年的公历6月11日正式开始的。这一天，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自强(《清德宗实录》卷四一八)，接着就是紧锣密鼓地实行一连串除旧布新的改革。

当时慈禧太后虽然名义上已经“还政”给光绪皇帝，但实际上一直都在暗中操纵实权。才不过4天，6月14日，西太后就赶走了光绪阜帝的老师翁同和，而目还把自己的心腹荣禄安置做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下来，“帝党”和“后党”明争暗斗，甚至有苗头显示太后那边要发动政变赶光绪下台，变法力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

9月18日晚上，谭嗣同找袁世凯密谈，希望掌握着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能够帮忙。袁世凯表面上同意了谭词同的计划，但潭嗣同前脚一走，他后脚就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住在颐和园的西太后很快知道了真相。

9月20日清早，康有为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他离开后不久，官军在南海会馆抓到了他的弟弟康广仁。侥幸脱身的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逃亡上海。与此同时，梁启超被日本公使馆收容保护起来。

9月21日，西太后正式“临朝训政”，光绪皇帝被软禁，103天的维新变法就此宣告结束。

9月25日，农历戊戌年八月初十，梁启超被日本护送离京，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清军带走。

三天之后，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旧、刘光第、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利场，未经审讯直接砍头。

据说，谭嗣同在临形前从容多于慷慨，没有激越之气，没有畏惧和悔恨，也许连乞求刽子手“给个痛快”都不屑于一说，只是让一个声音划破了寂静的长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没有想明白的是，这要杀的“贼”到底是谁,又为何“死得其所”。

有的人斤斤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不能从大局出发，不肯轻易抛下自我;有的人义气用事，贸然做出牺牲，并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太多太多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都终究被滔滔滚滚的历史长河淹没。而谭嗣同，被称为“千百年来中国第一真男人”——谭嗣同是中华帝国史上最后一个拥有野蛮体魄和文明精神之人。

他是人群中的凤毛、天宇间的麟角。

生命诚可贵，信仰价更高。举世最惜者，死，而其不知惜也，这正充分体现出谭耐同的痴。痴其实就是一种对于信仰的执著，甚至执著到不怕流血牺牲的程度。在今天，我们也许不必采取如此惨烈的方式以身殉道，但是这种对信仰执著追求无然无悔的精神却不能不今我们肃然起敬。愿浩然正气长留天地之间。

当权者并不需要谭嗣同这样的人，但这个世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