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整体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发生了变化，还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对于这种变化，陆学艺提出“十个阶层”的观点，实际上主要是对职业分层的阐释。

笔者以纯粹量化的方法，依据“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采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作了定量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社会结构已经从“倒丁字型”转变为“土字型”。这说明两个基本现状：其一，迄今为止，中国中下层群体所占比例仍较大；其二，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明显有所上升。根据笔者所带领的课题组的测算，目前中国中产阶层（包括其家庭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26%~28%，人口有3亿多。笔者试阐述以下四大整体变化。

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就整体社会结构来看，从21世纪初叶中国以农村为主体，变为当前的城市常住人口为主体的社会。通常用城镇化率来显示这种变化。2001年，中国城镇人口48064万，占总人口37.7%；乡村人口79563万，占62.3%。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占63.8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占36.11%。也就是说，中国城乡人口比例正好倒了个个，当年是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占6成以上，而2020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了6成以上。

城乡差异历来是中国的最大问题之一，但目前亦有新的特征，就是城乡差异出现了复杂化和多元化局面。今天，农村与农村的分化也很突出。农村、农民有很贫穷的，也有很富裕的。城乡关系比以前复杂多了，以前农村发展主要通过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解决。现在农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因为市民化就要失去土地，而土地是财富之母。这样的案例很多，不少地方土地确权后，农民手里有土地证、宅基地证、房产证，不少村庄将地权股份化了、将集体财产股份化了，农民成为股权持有者，获得很大的分红利益。尤其是离大城市不太远的农村，出现了一批富裕起来的、创建了新机制的乡村。总的来看，离大城市近的农村富裕一些，离大城市远的、边远地区的农村落后的多一些。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带来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

这样一种城乡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是全方位的。

数亿人的生产方式从农村的农业劳动，转变为城市、城镇的工业劳动、服务业劳动、商业劳动。

生活方式的变化也是根本性的，从农村的那种“房前屋后种瓜种豆”、养鸡养猪自给自足，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花钱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几乎所有事情都要通过商业交换才能够实现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很多老人都不太适应，另一方面确实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市场消费水平。

转变为城市生活以后，住房面积显然远不如之前宽敞，但生活的便利程度明显提高，出行条件也是农村无法比拟的。

那些“农转居”成为城镇市民的人，获得了城镇居民的社会福利保障权利，所以，权利权益也发生了巨大变迁。

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最难改变的还是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城镇生活也在每日每时训练人们遵守现代城市文明的行为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权利权益、文明行为这四个方面的变化，很多难以作量化的描述，但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是真实的。

职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

近些年，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生的职业群体。

其一，快递员。根据《2020—2025年中国快递行业市场前瞻与未来投资战略分析报告》，目前中国外卖员、快递员总数达到1000万人，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2018年该职业群体人数仅300万。

其二，网约司机。根据2019年10月的报道，中国网约司机从业人数达到3000万。

其三，网销人员。中国城乡从事网络销售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迄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据我们日常观察看，各个年龄段的很多人都有在网上销售的经历，甚至在微信群里，网销也是常见现象。

上述三个庞大的从业群体，很多人都是兼业的劳动者，很多人都是一天打几份工。所以，这种新的从业方式，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创新。今天出现的新趋势是，哪一种劳动挣钱快，劳动者就会涌入哪一个劳动力市场，而且不少人都是在兼职工作。如此，研究者要想严格区分每一个人的职业位置，就变得比较困难。

大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中小城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分化

在中国整体社会结构上，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持续多方位的政策调整，城乡之间的差异有了很大变化，很多农民开始到家乡附近的城市或城镇买房，从乡村生活转变为城市生活。而与此同时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存在着巨大的分化。这种分化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城市之间职业地位的分化。人们的职业地位是一种综合社会地位，它暗含着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声望等，非常重要。由于国家尚未公布“七普”的职业数据，引用“六普”的数据可以看到，超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人口职业地位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所以，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虽然想回家乡参加建设，但感到中小城市的职业结构与自己在大学所学习专业的职业结构不匹配。这样，人才就更多地从小城市流往大城市。人才是城市发展的关键，人才的流失就更易造成小城市发展的恶性循环。

其二，这种超大城市、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差异，是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的差异。所谓“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是中国一种比较突出的现象，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每一个地区都是有行政级别的，资源配置也大体上依照这种行政级别配置。所以，级别高的大城市自然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小城市即使再有市场活力也比不了这种按照行政级别给与的全方位资源配置。

其三，这种差异也突出体现在房价上。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无论怎样控制，还是呈攀升的趋势。而中小城市的房价虽也有上升，但大多数呈下降趋势。北京大学近年的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财产的构成中，79.8%是房产。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小城市的房价不升反降，这本身就代表着家庭财产的分化，这是导致财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所以，如何处理大城市房价的循环累积效应，迄今仍是一道难题。

（作者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民生经济研究院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