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德刚用力最深的是《李宗仁回忆录》，足足访谈了七年。与胡适的严谨不同，李宗仁的口述可以说是滔滔不绝、鱼龙混杂，如何取舍便成了难题。

唐德刚回忆：“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可见，“看米下锅”是唐德刚的一个重要原则。

李宗仁与郭德洁

去李宗仁家里进行第一次访问前，唐德刚就把能读到的有关李宗仁的所有资料都读了一遍，从而对李宗仁有一个透彻的了解。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

唐德刚与李宗仁，摄于1960年美国

唐德刚是带着录音机去的，可是每次访谈长达十多个小时，磁带不够用，他就改用笔记。每次遇到与史实不符的地方，唐德刚都会删掉。删得太多，李宗仁多少有些不痛快。为了说服李宗仁，他便经常带些《护国军纪实》一类的史籍或民国初年出版的报刊杂志，向对方解释哪些是“信史”，哪些要删掉。在这样耐心的解释之后，李宗仁才听得进去，也对唐德刚有了完全的信任。

在长期的实践中，唐德刚意识到，“职业化”是口述史学的关键。胡适是中国现代思想界的领袖、名满天下的学术权威，李宗仁曾贵为国民政府“代总T”、桂系首领；顾维钧也是民国史上举足轻重的外交家……在他们的面前，唐德刚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与受访者之间地位差异悬殊，但是进入口述访谈的实践环节，他努力与受访者缔造一种平等的关系。当他认为受访者的口述内容可能有偏差或错误时，总会适时地加以提醒和纠正。

在与顾维钧的口述访谈中，顾维钧一时记忆模糊，把“金佛郎案”当中的一段细节给张冠李戴了。唐德刚当即予以指出，但顾维钧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言外之意，自己绝不会记错。唐德刚便随手取出顾维钧当年亲自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维钧当然只能心悦诚服。

顾维钧

尽管是一手材料，又经过了大浪淘沙，唐德刚对口述史料的认识还是清醒的。他将口述历史研究者分为鼓手、枪手和杀手三种，认为无论是充当鼓手还是枪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过较量，努力追寻历史真相的杀手，才是可取的态度。即便对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也一再严重警告读者，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皆不可取。

有意思的是，虽然名曰“口述”，但是唐德刚更喜欢用文学形式来写作。在他看来，历史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注重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和审美性，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经过文学性的表述，历史才会生动，枯燥的历史细节才具有可读性。他甚至强调，历史、文学和新闻三者应该像桃园结义一样，形成三位一体，这样才可能写好历史。唐德刚的一系列口述史作品之所以一纸风行，受到各个层次读者的广泛好评，文字之美不容忽视。

文学评论家王元化曾评论《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文字：“有一种独特风格，夹叙夹议，充满比兴、成语俚语，直至古奥典故，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警句、格言、反讽、隐喻、俏皮话，层出不穷，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他看来，唐德刚的文章“自从幽默大师林语堂主编的《论语》停办以来，不复重见”。此番言语，绝非溢美之词。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九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