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让孩子见世面”成了教育圈的流行语，各路“名师”“专家”们的相关“教育金句”一抓一把，“鸡汤文”也是一篇又一篇。各种“见世面”的“教育活动”，更是热热闹闹。这个跑到“名校”兜一圈，那个跑到名胜古迹转一转，乍一看去很“见世面”，惹来的争议也从不少。好些家长说起来，都是连呼烧脑。

其实，见世面到底重不重要？这事儿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个老话题。对此极有发言权的，更当属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家们，典型一位，就是这些年“很红”的大儒王阳明。

虽然后来常被称为“明朝一哥”，但以王阳明自己说，他的少年时代也曾“粗心浮言，狂诞自居”。也就是个狂放的熊孩子，别看5岁时才学会说话，但少年时代却撒了欢。嘴里豪言“或读书学圣贤耳”，逃课捣乱成了家常便饭。还喜欢指挥小伙伴们摆开战阵操练，气得他那状元老爹王华多次“怒扑责之”。但这放肆的青春期，却在十五岁那年，终于戛然而止。

就是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15岁的王阳明第一次出游边塞，走遍从居庸关到山海关的战略要地。期间他曾“驱逐胡儿骑射”“纵观山川形胜”，出了风头也开了眼界。那壮阔的河山给了他强烈的震撼，从边塞乡民口中了解到的战争，更远远超出了他的认知。沙场的残酷，大明王朝的边防危机，一切所见所感撞击着他的心灵……

从这次“见世面”起，那个曾经少年轻狂的王阳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从此潜心读书，甚至精研兵书战策，踏踏实实磨练自己的王阳明。若问“孩子见世面有多重要”？王阳明那“习武善战，以趋报国”的追求，无可争议的“心学大儒”地位，建功立业的荣光，都是从十五岁那年的“见世面”，以及“见世面”后的改变开始——那场行走边关的艰苦跋涉，是他人生一面别样的镜子，照清自己也照亮前路。

但这种“世面”，又哪里是随随便便就能“见”，且不说“驱逐胡儿骑射”的硬核本事。就算是要“纵观山川形胜”，也得有一身强健的体魄。放在少年王阳明身上，早年狂诞归狂诞，习武却没耽搁，甚至是“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实实在在练出真本事，支撑他走过边关的山山水水。所谓“见世面”，就是成长路上的水到渠成。

反而是明末年间的许多“名师”们，却不懂这些。特别是晚明年间江南地区的“神童”风，恨不得叫孩子们小小年纪，就见够天下的“大世面”。有些“名师”专以培养“神童”见长，选中天资活泼的孩子，就拼命教授诗词书法绘画，天天填鸭般的灌输。“灌”得小孩稍有成就，就拉到各种“雅集”上花样表演，只要技惊四座，钱财就滚滚而来。

如此操作，恰如晚明学者黄宗羲的叹息：“以教猢狲禽虫之法,教其童子”。这哪里是培养神童，简直是遛鸟耍猴，再好的孩子也给活活教坏。晚明那无极限的堕落，这“神童风”就是个注脚。

对这道理，王阳明自己也有论述：“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孩子的成长，就像生长的树苗，长到什么样的阶段，就该受什么样的“时雨春风”。正确的年龄心智阶段，见正确的世面。

而且千万别以为，所谓“世面”，就是让孩子们“见大场面”。相反一些看似低调的经验，却也是成长时期刻骨铭心的“世面”。对这感同身受的，就是明代政治家张居正。

明朝嘉靖十三年（1537），张居正，这位未来明朝政坛上的“救时宰相”，还是个十三岁的“江陵神童”。已拿下秀才功名的他踌躇满志，在乡试里发起冲锋，满以为“举人功名”手拿把攥，没想到一盆凉水浇头——他居然落榜了。

其实这“落榜”遭遇，就是此时的湖广巡抚顾璘，给他安排的世面。身为嘉靖年间知名的教育家，顾璘早知道张居正的“神童”名号，阅过他的诗词文章后，更是连呼奇才，甚至将其比作大唐名相李泌。夸完之后，顾巡抚就做了个奇特的安排：无论这一次，十三岁的张居正答卷水平如何，一定要让他落榜！

又过了几年后，早已“中举”的张居正，从顾璘口中得知了当年那场奇特的安排。他不但没有怨恨，反而当场百感交集。以张居正的话说，顾璘的所作所为，是一种特殊的知遇之恩，他纵是以死相报也在所不惜。

这感动背后，正是顾璘“奇怪安排”的苦心：春风得意的神童，越是成名过早，越容易在功名利禄中迷失，甚至不断重演“伤仲永”的悲剧。一次故意安排的“落榜”，或许才是一支清醒剂。对这“苦心”，张居正本人更感动深受，那曾经目空一切的张狂，落榜时的当头一棒，一切铭记于心，正是他青春时代的重要一课。换句话说，后来他在大明朝堂上的坚韧不拔，“江陵柄政”的十年辉煌。都与“这一课”有莫大关系。

以顾璘式的苦心，安排“少年张居正式”的“世面”，足以令多少天资聪明的孩子，人生少走弯路。

其实，对“见世面”的认识，不止明代才有。北宋教育家胡瑷也有清楚阐述。这位有着“宋初三先生”美名，令范仲淹等“宋朝名相”无比敬仰的教育家，也曾犀利戳中宋代教育的弊病：“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所谓学习，倘若只让学生们局限于一地，拘泥于眼前的事物，最后也会越学越封闭，毫无收获。

所以，这位在宋代号称“冬日之阳”的名师，也不停的在用自己的智慧，为学生们拓展“世面”。哪怕是在教授《周礼》《礼记》等典籍时，所有书中出现的器物，他都亲自绘制成图，悬挂起来让学生们观赏，教学里的每一个细节安排，都在拓展着学生们的眼界。

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也都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吃饱饭后不许久坐，而是要“习射”，即进行射箭等体育活动。每次考试过后，更要把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甚至，他还曾经带着学生们跋山涉水，从吴地来到关中平原，见过了“一览数千里”的山川名声，留下了中国教育史上振聋发聩的豪言：“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这种独特的“见世面”教育，成就了他“布衣见天子”的美谈，更造就了他桃李满天下的辉煌。他门下的上千弟子，不止撑起了北宋政治文化的半壁江山，在他身后更形成了著名的“安定学派”，“程朱理学”奠基者之一的程颐，就是“安定学派”的杰出弟子。

而这辉煌告诉后人的，更有真正的“世面”。不在排场大小，不在“风格”多么独特，最重要的，就是无论眼前的点滴还是未来的愿景，都能让孩子们有所思考，眼界有所拓展，在特定的年龄段里站得足够高，看得足够远。无论王阳明、顾璘、胡瑷，无论哪朝哪代，这些彪炳史册的教育家们，留下的都是一样的苦心。一如，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阶段，那些曾为我们操碎了心，受够了苦累的恩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