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老屋的穿堂风总带着股樟木味。那口德国造的老座钟就立在堂屋八仙桌旁，黄铜钟摆晃了八十多年，把阳光晃成了墙上斑驳的树影。
陈老爷子第一次见这钟时才六岁。民国二十六年的梅雨季，他蹲在青石板门槛上数蚂蚁，忽然听见巷口传来铜铃叮当。穿黑绸马褂的西洋钟表匠背着木匣子走过，匣子里露出半截雕花木壳，金漆的花纹在雨雾里闪着微光。后来那钟就出现在了自家堂屋，据说是跑船的三叔公从上海洋行捎来的稀罕物。
钟摆摇晃的第三年，三叔公再没回来。那年冬夜，陈老爷子听见父亲对着钟摆叹气，黄铜钟锤撞出的声响突然变得沉郁，像浸了水的棉线。母亲把钟面上的玻璃擦得锃亮，说这钟走得准，能照见人心里的念想。
十五岁那年，陈老爷子在钟摆声里学会了修表。他蹲在钟旁看父亲拆机芯，齿轮咬合的咔嗒声与窗外的蝉鸣奇妙地合拍。父亲总说修钟如修心，得耐住性子等游丝归位。某个夏夜，他偷偷拆开钟摆，却怎么也装不回去，急得满头大汗。父亲没骂他，只是拿过镊子说：“你看这齿轮，各有各的位置，错了一步就全乱了。”
这道理在往后岁月里反复应验。1959 年粮食紧张时，他靠着在钟表铺练就的精细，把定量口粮分毫不差地规划到每一天；1977 年恢复高考，是钟摆规律的滴答声帮他在煤油灯下稳住了心神。
女儿陈悦是听着钟声响大的。她总爱趁大人不注意，踮脚去够钟顶上的琉璃摆件。十岁那年，她偷偷把一只死去的麻雀塞进钟摆后面，想给它找个安静的地方。陈老爷子发现时没有生气，只是拆开钟壳，带着她把麻雀埋在后院的石榴树下。“钟摆要动，生命也要归土，都是自然的理。” 他擦着沾了灰尘的镜片说。
那口钟真正出问题是在 2003 年。非典期间，陈悦带着儿子小宇回老屋隔离。某天清晨，钟摆突然停了，整个屋子安静得让人发慌。小宇抱着玩具车在钟旁转圈：“外公，钟是不是累了？” 陈老爷子试着上弦、调整摆锤，折腾了半天，铜铃还是没响。
隔离结束后，陈悦请了城里最好的钟表匠来。老师傅拆开钟壳时啧啧称奇：“这机芯用料扎实，就是零件老化得厉害，有些配件早就停产了。” 陈老爷子蹲在一旁，看着那些熟悉的齿轮被一一取出，像在目送老朋友远行。
钟最终还是修好了，但走时慢了三分钟。陈悦想再调，被父亲拦住了：“慢就慢吧，日子有时候也需要等一等。” 从那以后，老屋的时间总比别处晚三分钟。小宇放学回来会对着钟喊：“钟爷爷又偷懒啦！”
2018 年深秋，陈老爷子走了。弥留之际，他指着那口钟，说不出话。陈悦明白他的意思，每天照旧给钟上弦。出殡那天，钟摆不知怎的又停了，直到下葬回来，陈悦重新拨动摆锤，铜铃才发出一声悠长的回响，惊起了屋檐下的几只麻雀。
如今小宇已经上了大学，学的是文物修复专业。每个假期回家，他都会仔细拆开钟壳，用特制的毛刷清理齿轮上的灰尘。阳光穿过窗棂，在他专注的侧脸上投下明明灭灭的光斑，像极了当年陈老爷子修钟的模样。
上个月，小宇带回来一套新配的齿轮，是他根据老图纸复刻的。安装那天，陈悦站在一旁看着，忽然发现钟摆的节奏似乎和自己的心跳重合了。当最后一个齿轮归位，铜铃敲响时，屋檐下的麻雀又飞了回来，落在石榴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着。
钟顶上的琉璃摆件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落在墙上的树影又拉长了些。陈悦伸手触摸冰凉的钟壳，仿佛能摸到八十多年的光阴在指尖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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