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第三层抽屉深处,那本烫金的教师资格证总在阳光斜照时泛出细碎的光。红色封皮边缘已磨出浅白,却比任何崭新证书都让我珍视 —— 它裹着一千多个日夜的台灯光晕,浸着图书馆旧木桌的油墨香,还藏着试讲时黑板上没擦干净的粉笔灰。
第一次在报考点看到 “教师资格考试” 的横幅时,我正攥着刚打印的普通话证书。那天秋风卷着银杏叶扑在玻璃门上,报名处的老师递来报名表,笔尖划过 “申请学段” 一栏时,突然想起高中班主任总说 “讲台是块有魔力的地方”。那时我还不懂,这份魔力需要多少道关卡才能触碰到。
教育学课本的厚度远超预期。起初总把 “建构主义” 和 “认知同化” 弄混,笔记写满三个活页本,页边空白处全是潦草的批注。图书馆三楼靠窗的位置成了固定据点,清晨七点的阳光会准时落在《教育心理学》第 47 页,那里印着桑代克的试误说,铅笔标注的波浪线随翻阅次数渐渐模糊。有次闭馆音乐响起时,才发现保温杯里的水早凉透,指尖冻得发僵,却在合上书本时突然理清了德育原则的逻辑链条。
笔试前三个月进入白热化状态。每天按考试时间模拟刷题,下午两点到四点的教育学真题,傍晚六点到八点的教育知识与能力。错题本越积越厚,像块吸满知识点的海绵。有回深夜整理简答题,忽然听见隔壁宿舍传来抽泣声,后来才知道是同专业女生模拟考连续三次没过线。第二天在自习室遇见她,正用荧光笔涂满 “教师职业道德” 那页,眼眶通红却笔锋坚定。
面试公告出来那天,整栋宿舍楼都在讨论试讲选题。我抱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泡在阅览室,在 “语文学习任务群” 那章折了七个角。同组备考的女生选了《背影》,为设计 “情感共鸣” 环节,特意给远在外地的父亲打了通电话,挂了电话红着眼圈说 “突然懂了朱自清写的那句 ‘ 朱红的橘子 ‘”。我们在空教室反复演练,黑板写了擦、擦了写,直到粉笔灰沾满袖口,连窗外的梧桐树都听熟了 “试讲开始” 这句话。
候考室的空气总带着点紧张的甜味。考前半小时,隔壁候考位的女生在背教案,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树叶,却坚持把 “教学重难点” 念了三遍。抽题时抽到《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看到题目的瞬间,突然想起中学时语文老师模仿寿镜吾先生读书的模样,嘴角不自觉扬起弧度。试讲时望着评委席,恍惚间看见的却是高中教室最后一排的倒计时牌,粉笔灰在阳光里跳舞,像极了此刻心里翻涌的情绪。
查成绩那天,整个宿舍的人都围在电脑前。鼠标悬停在 “查询” 按钮上时,手心的汗浸湿了键盘。当 “合格” 两个字跳出来,最先哭的是总说 “肯定考不过” 的室友,她抱着我发抖,说终于能去见小学时鼓励她 “你也能站讲台” 的班主任了。那天晚上,我们买了蛋糕,插在蛋糕上的蜡烛摆成 “师” 字的形状,吹灭烛火的瞬间,仿佛听见无数声 “老师好” 在空气里回响。
资格认定那天,特意穿了条淡蓝色的裙子。排队时遇见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她说孙女在国外读教育硕士,托她来交材料,”孩子说就想回社区小学教拼音”。工作人员核对信息时,指着 “普通话等级” 那栏笑:”二甲啊,读课文肯定好听。” 拿到证书的瞬间,指尖抚过烫金的国徽,突然明白这红本本里装的不只是资格,还有无数个清晨的诵读、深夜的批注,以及那些藏在教案缝隙里的、关于 “传承” 的秘密。
现在每次整理书桌,都会把教师资格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它提醒我,曾为 “教师” 这两个字付出过怎样的热忱;也告诉那些来请教备考经验的学弟学妹,讲台前的从容,都来自台下无数次的笨拙练习。就像老教师常说的:”证书是船票,但真正的航行,要从踏上讲台那天才算开始。” 而我知道,这张船票背后,早已刻满了关于教育的初心与向往,在往后的岁月里,会随着每一堂课的铃声,慢慢生长成更坚实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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