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林第一次把那台布满铜锈的开盘机搬到阁楼时,我正用铅笔头在谱纸上画小蝌蚪。十七岁的夏天总带着潮湿的闷热,窗外的蝉鸣像被晒化的沥青,黏稠地糊在空气里。他掀开蒙着防尘布的瞬间,金属齿轮咬合的脆响惊飞了梁上的燕子,也让我手里的铅笔在五线谱上戳出个墨点。
“这玩意儿能把声音腌起来。” 老林用袖口擦了擦机器表面的浮尘,露出 “RCA” 字样的黄铜标牌。他是镇上中学的物理老师,却总在放学后窝进这间堆满旧物的阁楼。我后来才知道,那些被他小心收在木盒里的磁带、开盘带,全是他年轻时做的声纹采集。
那天他教我如何转动刻度盘,如何让麦克风像捕捉蝴蝶的网兜。“听见没?” 他把耳机扣在我头上,电流声里混着细微的沙沙声,“这是墙缝里的潮气在说话。” 我忽然觉得阁楼里的尘埃都有了自己的声部,在阳光斜照的光柱里唱着跑调的歌。
真正开始系统性采集是在暴雨过后。老林踩着积水带我去后山,雨靴陷进泥里的声音像被按扁的西瓜。他举着缠满胶带的麦克风,对着挂着水珠的竹叶一动不动。“竹叶滴水有十二种节奏,” 他头也不回地说,“要看风从哪个方向来。” 我蹲在旁边数蚂蚁搬家,忽然听见耳机里炸开一声蝉鸣,尖锐得像要刺破鼓膜。
“这是今年第一只羽化的蝉。” 老林把录音键按下去,开盘机转动的声音和蝉鸣混在一起,“声纹和指纹一样,每个生命都有独一份的编码。”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笔记本,用钢笔在上面画了个波浪线,旁边标着 “1998.7.12,后山竹林,雄蝉,羽化后 17 分钟”。那本牛皮纸笔记本后来我见过,里面记满了这样的符号,有蛙鸣的锯齿线,有雨滴打在铁皮上的圆点,还有风吹过麦田的长横线。
秋天下第一场霜时,老林带回来个被遗弃的旧座钟。钟摆早就不转了,他却对着钟壳说话,让我把麦克风伸进去。“空荡的地方会存声音,” 他对着布满铜绿的钟腔轻声说,“就像人心里会存回忆。” 耳机里传来奇怪的共振声,像是很远地方的风,又像是很多年前的说话声。老林闭着眼睛听了很久,忽然问我能不能听出里面藏着个小女孩的笑声。
寒假前最后一个周末,我在阁楼发现个落满灰尘的木箱。里面装着十几盘磁带,标签上写着 “小棠,1983-1987”。我偷偷把其中一盘塞进录音机,电流声过后,响起个清脆的童声,唱着跑调的《茉莉花》。老林进来时我正想关掉,他却摆摆手让我继续听。童声唱到一半突然笑起来,说 “爸爸的胡子扎人”,然后是个男人的笑声,温和得像春日阳光。
“这是我女儿。” 老林从窗台上拿起片干枯的银杏叶,“她八岁那年夏天走的,在河里捞蝌蚪时滑下去的。” 磁带还在转,小女孩在数青蛙叫,一、二、三…… 数到第七只时突然惊呼,说看到萤火虫了。老林的手指在开盘机上轻轻摩挲,指腹按在某个刻度上,像是在触摸什么珍贵的东西。
开春后老林开始咳嗽,脸色一天比一天灰败。他还是每天来阁楼,只是不再带录音设备,只是坐在藤椅上听以前的录音。有时是雨滴敲窗的声音,有时是雪落在松针上的簌簌声,有时是小棠数星星的童声。有次他听着听着突然笑了,说小棠的声纹和雨打芭蕉的波形很像,都是带着点调皮的跳跃感。
我在他的笔记本里发现张夹着的照片,泛黄的相纸上,年轻的老林抱着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两人都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开满荷花的池塘。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1986 年夏,小棠第一次录蛙鸣。” 那天我把麦克风架在池塘边,录下整整三个小时的蛙声,回去后老林把其中最响亮的一段剪下来,和小棠的笑声混在一起。他说这样,就像女儿还在跟青蛙对话。
老林走的那天,阁楼里的开盘机突然自己转起来。我冲进去时,正播放着那年在后山录的蝉鸣,尖锐的声音里,我仿佛听见十七岁的夏天在慢慢回响。整理遗物时,发现他在笔记本最后一页画了个新的波浪线,旁边写着 “2003.4.5,阁楼,雨声,像小棠踩水的声音”。
后来我考上音乐学院,学了录音工程。每次对着调音台,总会想起老林说的声纹密码。那些被电流保存下来的震动,其实是时光的琥珀,把蝉鸣、月光、笑声都封存在里面。去年夏天我回了趟老家,阁楼还在,只是落满了更厚的灰尘。开盘机摆在原来的位置,阳光透过窗棂照在上面,黄铜标牌依然闪着温润的光。
我打开手机录音功能,对着空荡的房间按下开始键。电流声里,似乎混着很远的蝉鸣,还有个小女孩数青蛙的声音。原来有些声纹从来不会消失,它们只是变成空气的一部分,在某个潮湿的夏日午后,悄悄钻进你的耳朵,告诉你那些被时光腌起来的故事,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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