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的影子斜斜掠过教室后墙，粉笔灰在斜阳里浮沉成细小的星子。陈默蹲在讲台边捡碎粉笔头时，总能听见后排传来铅笔盒坠地的脆响 —— 那是张小曼又在走神，马尾辫随着慌忙俯身的动作扫过课桌，带起一阵淡淡的槐花香。
这是 1998 年的初秋，乡村小学的教室里还没有风扇。陈默用袖口抹了把额角的汗，把捡好的粉笔头码在讲台上。这些五颜六色的碎块像被阳光吻过的鹅卵石，是孩子们偷偷从家里带来的，有的还沾着没擦净的灶膛灰。他记得开学第一天，张小曼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站在教室门
口，布上沾着田埂的泥，手里攥着半截用红绳捆着的铅笔。
“老师，我能把这个放在窗台上吗？” 女孩的声音细得像蛛丝。她摊开手心，里面躺着颗圆滚滚的野山楂，果皮上还带着新鲜的齿痕。陈默点点头，看着她踮脚把果子摆在窗沿，那里已经整齐地排着十几个玻璃瓶，装着晒干的野菊、褪色的弹珠，还有只断了腿的铁皮青蛙。
乡村的教育总带着泥土的气息。陈默教五年级的语文，也兼着全校的体育课。操场是片凹凸不平的黄土地，雨天会积起浑浊的水洼，晴天则扬起呛人的尘土。但这不妨碍孩子们在课间疯跑，把书包往槐树根上一甩，就能玩出五花八门的游戏。张小曼总是躲在人群外，抱着膝盖坐在老槐树下，看同伴们追逐打闹，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树皮上的裂纹。
第一次注意到她的异常，是在作文课上。题目是《我的家》，大多数孩子写着炊烟、稻田和会摇尾巴的黄狗，只有张小曼的本子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圆圈。陈默蹲在她身边，闻到她头发里混着艾草和皂角的味道。“这些圈圈是什么呀？” 他尽量让声音轻得像风拂过麦浪。
女孩的肩膀抖了抖，铅笔尖在纸上戳出个小黑点。“是我娘绣的荷包。” 她忽然开口，声音涩得像被砂纸磨过，“她走的时候，荷包里装着薰衣草，说闻着能睡好觉。” 陈默这才想起，报名册上张小曼的家庭成分写着 “单亲”，父亲在镇上的砖窑厂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
那天放学后，陈默没有直接回宿舍。他绕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上，采了满满一筐薰衣草。紫色的小花开得正盛，沾着傍晚的露水，空气里浮动着清甜的香气。他把花晾在宿舍的窗台上，看着它们在秋风里慢慢蜷缩、褪色，变成干燥的紫褐色。
两周后的手工课上，陈默带来了针线和棉布。孩子们好奇地围过来，看着他笨拙地穿针引线。“我们来做荷包吧，” 他举着片晾干的薰衣草，“把想说的话藏在里面，它会替我们保密。” 张小曼的手指动了动，最终还是没有伸出手。直到下课铃响，她才趁着收拾东西的间隙，悄悄捏走了桌上剩下的半片薰衣草。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许是某个清晨，陈默发现窗台上多了个用玉米叶编的小篮子；又或许是课堂提问时，那个总是低着头的女孩忽然抬起了眼睛。有次讲《桃花源记》，说到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张小曼突然举手：“老师，我奶奶说，人老了头发会变黄，像秋天的稻穗。”
全班哄堂大笑，陈默却鼓起了掌。他让孩子们描述家里长辈的样子，教室顿时炸开了锅。有人说爷爷的烟斗总冒着蓝烟，有人讲奶奶纳鞋底时会哼奇怪的调子，张小曼坐在角落里，嘴唇翕动着，最终还是没再说话。但第二天，她的作文本上多了几行字：“我娘的手很巧，能把丝线绣成蝴蝶。她走的那天，蝴蝶翅膀上还沾着我的眼泪。”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第一场雪落时，教室的玻璃窗结了层薄冰。陈默生了个煤炉放在讲台边，橘红色的火苗舔着炉壁，映得孩子们的脸颊红扑扑的。张小曼的座位离炉子最近，她总在上课时偷偷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炉边烤，袖口磨出的毛边随着动作轻轻晃动。
期末考试前的复习课，陈默发现她在偷偷画画。摊开的语文书下面，藏着张素描纸，上面是只正在啄食的麻雀，线条流畅得不像出自小学生之手。“画得真好，” 他轻声说，没有去抽那张纸，“放假后可以多画些，春天的时候，我们办个画展吧。”
女孩猛地把纸塞进桌肚，耳朵红得像熟透的樱桃。但那天下午，她交上来的造句本里，每个句子都带着雀跃的温度：“炉火像太阳，”“麻雀的翅膀裹着阳光，”“老师的眼睛里有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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