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雨季节的潮气顺着木楼梯缝隙往上爬,林小满踩着吱呀作响的台阶,第三次摸到阁楼那把黄铜锁。钥匙插进锁孔时带出一串锈屑,像有人在暗处轻轻咳嗽。
推开木门的瞬间,积灰的空气在光束里翻涌。她的目光越过堆叠的纸箱,落在墙角那只褪色的蓝布包上。去年秋天在旧货市场淘来的物件,当时摊主说这是位老太太的遗物,包角磨出的毛边里还沾着干枯的槐花瓣。
拉开拉链的声音惊飞了梁上栖息的飞蛾。一本烫金剥落的相册滑出来,第一页贴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穿学生制服的少女站在银杏树下,两条麻花辫垂在胸前,左手腕系着根红绳。林小满指尖抚过照片边缘,忽然发现少女的眼神有些熟悉 —— 那种想笑又拼命抿住嘴唇的模样,和自己十七岁时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的神态几乎重合。
相册里夹着半包纸烟,烟盒上印着早已停产的牡丹牌商标。她抽出一支对着光看,烟丝在岁月里凝成深褐色的硬块,过滤嘴上还留着浅浅的齿痕。第三十七页藏着张折叠的信纸,钢笔字迹洇开了边角,”我数过医院窗外的白玉兰,开花那天你能不能来” 这句话被圈了三次。
阁楼的天窗忽然被风吹开,雨点斜斜地打在相册上。林小满慌忙合起本子时,发现封底内侧粘着张处方笺。日期是 1987 年 4 月 12 日,诊断栏写着 “神经衰弱”,医师签名的位置画着朵简笔画的蒲公英。她想起母亲说过,外婆年轻时总在失眠的夜里画画,画得最多的就是会飞的小绒球。
傍晚整理纸箱时,她在旧毛衣堆里摸到个硬纸筒。拆开发现是卷录音带,外壳贴着手写的标签:”阿哲的小提琴”。插进父亲留下的录音机,沙沙声里飘出断断续续的《流浪者之歌》,中间夹杂着女人的轻笑:”跑调啦,这里该像流水绕过石头。”
雨停时,林小满抱着蓝布包坐在阁楼地板上。录音带转到尽头,倒带的齿轮声像沙漏在计数。她忽然想起上周在心理咨询室,医生指着沙盘里那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问:”你是不是总觉得,有些话被锁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子夜的月光爬上窗台时,她找出针线盒,把那些从相册里飘落的槐花瓣缝进自己的帆布包。针脚歪歪扭扭,像小时候在外婆手背上看到的输液管留下的淤青。楼下传来邻居开门的动静,接着是婴儿模糊的啼哭,在寂静的楼道里漾开温柔的涟漪。
第二天清晨,林小满在厨房发现母亲正对着煎糊的鸡蛋发呆。”这包真好看。” 母亲摸着她帆布包上的花瓣补丁,忽然说,”你外婆以前总把晒干的槐花装在枕头里,说闻着就能梦见小时候的槐花树。” 阳光穿过纱窗落在母亲鬓角的白发上,像落了层细碎的雪。
整理录音带时,她在硬纸筒底部发现张被虫蛀过的电影票根。1991 年的《天鹅湖》,座位号是 12 排 7 号。她翻出手机查那年的日历,发现那天正好是母亲节。上个月整理外婆遗物时,在樟木箱底压着的手帕上,绣着的天鹅翅膀缺了块羽毛。
心理咨询师的电话打来时,林小满正在给那盆快枯萎的绿萝换土。”上次的绘画测试,你画的所有人物都没有眼睛。” 对方的声音隔着电流传来,像浸在水里的棉花,”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个害怕被看见的自己。” 她握着铲子的手顿了顿,土粒从指缝漏下去,在花盆里堆出小小的坟冢。
周末去旧货市场时,林小满特意找到那位摊主。”这包的主人,是不是总穿藏青色的斜襟布衫?” 她比划着领口的样式,摊主愣了愣:”你怎么知道?老太太临终前还念叨,说等槐花开了,要做件新衣裳。” 阳光穿过摊位上方的塑料布,在蓝布包上投下斑斓的光斑,像谁撒了把碎星星。
录音带里的小提琴声再次响起时,林小满试着跟着哼唱。跑调的旋律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却让她想起外婆教她唱的童谣:”蒲公英,去远方,带着秘密找太阳。” 楼下的修车铺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混合着卖豆腐脑的吆喝,在午后的空气里酿成甜甜的酒。
某个失眠的午夜,她忽然想看看那卷录音带的背面。原来标签底下还藏着行小字:”1993 年秋,阿哲出国前录的最后一段。” 她摸着那些被岁月磨浅的字迹,忽然明白为什么每次听到那段跑调的旋律,心脏都会像被什么东西轻轻蛰了一下。
冬至那天,林小满把蓝布包捐给了社区的公益回收站。整理包内物品时,从夹层里掉出张泛黄的体检报告。姓名栏写着 “陈哲”,年龄 28 岁,诊断结果是 “重度抑郁症”。照片上的年轻男人眉眼清秀,笑起来左边有个浅浅的梨涡,像极了父亲书房里那张大学毕业照里的陌生面孔。
心理咨询室的沙盘上,林小满第一次给那座小房子摆上了门窗。医生指着那些围着房子的小石子问:”这些是守护它的卫兵吗?” 窗外的玉兰花落了满地,像谁打碎了装星星的匣子。她忽然想起外婆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有些门,要自己愿意推开才行。”
开春后的第一个晴天,林小满在阁楼天窗下摆了张书桌。把那本相册和录音带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旁边插着束刚摘的玉兰花。风穿过纱窗时,花瓣落在翻开的相册上,正好遮住少女照片里欲言又止的嘴唇。楼下传来孩子们追逐的笑声,惊得屋檐下的燕子扑棱棱飞起,在蓝天上划出优美的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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