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上的搪瓷碗

李婶总在傍晚搬个小马扎坐在单元楼门口，手里摩挲着半旧的蒲扇。她的目光总越过来往的电动车，落在三楼张老师家的窗台上。那里常年摆着个掉了漆的搪瓷碗，碗沿豁了个小口子，阳光好的时候能看见碗底 “劳动最光荣” 五个字褪得只剩浅淡的轮廓。

那碗是张老师的父亲留下的。老张头在世时总说，这碗跟着他从东北的林场到南方的纺织厂，1968 年冬天在雪地里捡柴禾，就是捧着这碗喝的玉米糊糊。张老师继承这碗时刚上大学，那会儿商品房还没普及，他们的筒子楼里，谁家做了红烧肉都要给邻居分一碟。

我搬进这栋楼那年，张老师已经退休。他总穿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袖口永远卷到小臂，露出手腕上块老式上海牌手表。每天清晨他会拎着布口袋去早市，回来时袋子里准有新鲜的小葱和沾着泥的土豆。有次我晚归，撞见他在楼道里帮三楼的王奶奶换灯泡，搪瓷碗就放在楼梯转角的窗台上，里面盛着半碗凉白开。

去年夏天暴雨，我家阳台的排水管堵了。水顺着墙壁往下渗，把楼下赵姐家的天花板泡出了黄印子。我正拿着拖把手忙脚乱，张老师端着搪瓷碗上来了，碗里不是水，是满满当当的碎布条。“用这个塞住缝隙，等雨停了再修。” 他说话时，我看见他裤脚全湿透了，沾着草屑。

赵姐后来拎着水果上门道谢，张老师摆摆手把搪瓷碗递过去：“盛点绿豆汤吧，天热。” 那碗原本是军绿色，常年盛饭洗碗，渐渐露出里面的白瓷，像落了层霜。有回我问张老师，怎么不换个新碗，他指着碗底的字笑：“这五个字比我儿子岁数都大，扔了可惜。”

单元楼里的孩子们都喜欢张老师。放学回来书包一扔，就跑到他家门口等着分糖吃。张老师的糖总放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盒子上印着褪色的天安门图案。他给每个孩子抓两颗水果糖，自己则拿起搪瓷碗，泡上一杯浓茶慢慢喝。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总说，张老师的碗里有太阳的味道。

今年春天，张老师的儿子从国外回来，要接他去住大房子。搬家那天，楼道里挤满了人。张老师的行李不多，一个旧木箱，几件换洗衣物，还有就是那个搪瓷碗。他儿子要把碗装进纸箱，被他拦住了：“我自己拿着。”

搬家公司的车开走时，李婶追出去好远，塞给张老师一袋自己腌的萝卜干。张老师把萝卜干倒进搪瓷碗里，阳光照在碗上，那些剥落的漆皮忽然显得不那么刺眼了。他朝我们挥手，蓝布衫的衣角在风里轻轻飘着。

没过多久，三楼的窗台空了。李婶还是每天傍晚坐在单元楼门口，只是蒲扇摇得慢了些。有天我下班回来，看见窗台上多了个新花盆，里面种着株太阳花。花盆旁边，放着个陌生的玻璃碗。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张老师坐在老藤椅上，手里捧着搪瓷碗，碗里盛着满满的月光。孩子们围着他唱歌，搪瓷碗上的豁口反射着细碎的光，像落了一地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