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板缝隙里钻出的青苔,总在梅雨季洇出潮湿的绿。我蹲在巷口数第七块石板上的纹路时,听见隔壁修鞋铺的铜铃铛又叮铃作响,像串起时光的银线,把二十年前的蝉鸣和此刻的雨丝缠在了一起。
李伯的修鞋摊支在老槐树底下,木头工具箱磨得发亮,铜制的鞋钉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他总说这箱子比我岁数大,掀开盖儿时会扬起股混合着橡胶、皮革与松香的味道,那是比任何香水都更熟悉的街巷气息。小时候我总踩着凉鞋的断带跑去找他,看他用顶针顶着粗线穿过鞋底,银针穿梭的频率像奶奶纳鞋底时的节奏,一下下敲在岁月的鼓点上。
那时的巷口像个热闹的文化集市。剃头匠的铜盆在石板上磕出清脆的响,磨剪子的吆喝声能穿透三条胡同,弹棉花的绷弓弹出云朵般的白絮,飘进家家户户的窗棂。李伯的修鞋摊是其中最安静的角落,却总围坐着下棋的老人、纳凉的街坊,他一边缝补鞋子,一边听大家讲东家长西家短,针线穿过皮革的声音成了这些琐碎日常的背景音。
有次我抱着摔裂的皮影去找他,那是爷爷亲手刻的穆桂英,彩色的驴皮在我摔倒时折出了道狰狞的口子。李伯放下手里的活计,从工具箱深处翻出瓶泛黄的胶水,又剪了极细的牛皮纸当补丁。他戴着老花镜的眼睛眯成两条缝,手指在皮影上轻轻摩挲,仿佛在安抚一个受委屈的孩子。”这皮影啊,得顺着皮子的纹路补,就像人过日子,得顺着心气儿来。” 他说话时,阳光透过槐树叶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上层温暖的金边。
后来巷口开始拆迁,推土机的轰鸣声碾碎了清晨的宁静。剃头匠的铜盆收进了废品站,弹棉花的绷弓不知去向,只有李伯的修鞋摊还守在临时搭建的铁皮棚下。有天我看见他对着双限量版运动鞋发愣,那双鞋的气垫破了个小洞,年轻人急得直跺脚。李伯拿出放大镜研究了半天,最后用特制的胶水和补丁修好了,年轻人掏出几张百元大钞,他却只收了十块钱。”手艺是用来修东西的,不是用来趁火打劫的。” 他把钱揣进蓝布褂子的口袋里,口袋上还别着那枚磨得发亮的铜铃铛。
去年冬天我回老家,发现巷口建起了崭新的文化墙,上面画着老巷的旧模样,李伯的修鞋摊被画在最显眼的位置。我顺着导航找了三条街,才在便民服务中心的角落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他不再露天摆摊,而是搬进了政府安排的非遗工作室,身边围着几个年轻学徒。有个扎马尾辫的姑娘正在学补皮鞋,手里的针线总不听话,李伯握着她的手示范,动作还是那么轻柔,就像当年修补那只皮影时一样。
工作室的玻璃柜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老物件:生锈的顶针、磨损的皮尺、不同型号的鞋钉,还有那只陪伴他几十年的木头工具箱。墙上挂着块牌子,写着 “传统修鞋技艺”,下面标着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李伯说现在来修鞋的人少了,但总有人专程来找他修补有纪念意义的鞋子:结婚时穿的红绣鞋、孩子学步时的小皮鞋、老人临终前穿的布鞋。”每双鞋里都藏着故事,修鞋其实是在修回忆呢。” 他拿起双虎头鞋,鞋面上的老虎眼睛已经磨掉了,他用金线细细地补着,针脚密得像撒在上面的星星。
那天离开时,李伯送给我个小礼物,是用边角料做的钥匙扣,上面缝着只迷你的铜铃铛。我走在新建的步行街上,听见铃铛在口袋里叮铃作响,和街边奶茶店的音乐、网红主播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突然发现那些看似消失的东西其实都没走远,就像修鞋摊的铜铃声,早已融进了这座城市的脉搏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就会轻轻叩响记忆的门扉。
傍晚的霞光染红了天际,我站在过街天桥上往下看,车水马龙的街道像条流动的河。远处的老巷正在进行保护性修缮,飞檐翘角在夕阳下勾勒出优美的弧线。或许文化从不是博物馆里冰冷的展品,而是李伯指间的针线,是老槐树年轮里的风声,是我们血脉里流淌的生活印记。当年轻的手接过那枚铜铃铛,当新的故事在老物件上继续生长,那些看似脆弱的传统,其实正以最坚韧的方式,在时光里慢慢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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