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里的时光褶皱

阁楼角落的樟木箱总在梅雨季渗出淡淡的香，像外婆留在空气里的叹息。去年夏天搬它时，铜锁扣 “咔嗒” 弹开的瞬间，整箱的时光突然倾泻 —— 褪色的蓝布衫袖口还别着磨圆的顶针，泛黄的相册里夹着半块干硬的水果糖，连垫在箱底的旧报纸都还留着 1998 年洪水的标题。

最先摸到的是本牛皮相册。封面烫金的 “青春纪念册” 早已斑驳成浅褐色，翻开时纸页簌簌掉渣。第三页嵌着张黑白照片，穿的确良衬衫的少年站在老槐树下，裤脚卷到膝盖，露出沾着泥点的解放鞋。那是二十岁的父亲，眼里盛着整座未拆的老城区。照片背面有行铅笔字：“等玉兰花开，就去码头接你。” 字迹被水洇过，晕成朵模糊的云，像极了母亲总说的那个雨天 —— 她攥着这张照片在候船室等了整夜，直到晨光漫过江面，才看见父亲抱着摔碎的搪瓷缸奔过来，裤腿淌着江水，怀里的缸子还在滴着水。

搪瓷缸后来被母亲用红漆补好了缺口。缸身印着的 “劳动最光荣” 早就掉了漆，露出底下星星点点的白瓷，倒像是夜空漏下的光。小时候总爱扒着灶台看外婆用它盛甜酒冲蛋，银亮的汤匙碰到缸壁会发出叮咚声，混着蒸笼里飘出的米香，在晨雾里绕成圈。有次发高烧，母亲把缸子揣在棉袄里焐热，倒出的红糖水带着淡淡的铁锈味，可喝完汗一出，烧居然退了。如今缸口的豁口被岁月磨得光滑，倒像个咧着嘴的笑。

樟木箱最底层压着件枣红色毛线衣。袖口和下摆都磨出了毛边，腋下还缝着块三角形的补丁。那是十五岁生日时，奶奶戴着老花镜织了整整三个月的礼物。记得某个雪夜，我半夜醒来，看见她坐在床头，就着昏暗的台灯，左手绕着线团，右手的竹针在毛线间翻飞，针脚密得像撒在雪地上的星子。毛衣送我的那天，她把我拉到穿衣镜前，扯着衣角说：“长个子了就把下摆拆开，我再续段毛线。” 可没等到续毛线的春天，她就被救护车拉走了，毛衣的针脚永远停在了第七十八行。

翻到箱底的蓝布包袱时，阳光正好斜斜切过阁楼。包袱里裹着台牡丹牌缝纫机，踏板上的木纹被踩出深深的凹痕。母亲说这是外公 1980 年用三个月工资买的嫁妆，当年红绸子裹着抬进门时，整条街的姑娘都来看热闹。有次我偷踩踏板玩，底线缠成了乱麻，母亲没骂我，反而搬来小板凳教我穿线。她的手指在银针间穿梭，指甲盖边缘还留着做农活时磨出的硬茧。“你看，” 她捏着我的手穿过线孔，“针脚要像做人，得直才能立住。” 后来缝纫机坏了，父亲说要当废品卖掉，母亲却把它擦得锃亮，说等我出嫁时，要在上面缝床百子被。

樟木箱的夹层里藏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时 “噗” 地扬起阵灰，里面躺着些零碎：掉了颗镜片的弹珠、印着还珠格格的贴纸、绑着红绳的乳牙，还有张折叠了四层的奖状。那是小学三年级得的 “三好学生”，边角都磨圆了，照片上的我梳着羊角辫，胸前的红领巾歪歪扭扭。颁奖那天，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来接我，车把上挂着袋橘子。路过供销合作社时，他停下车，从怀里摸出皱巴巴的两块钱，买了支橘子味冰棒。冰棒化得太快，滴在奖状上，晕开个浅黄的圈，像片小小的夕阳。

暮色漫进阁楼时，樟木箱已经空了大半。晚风从老虎窗钻进来，吹动了相册里夹着的干枯花瓣。那是 2003 年春游时摘的樱花，被夹在 “小学毕业合影” 那页，如今成了透明的标本。照片上的同学们都穿着蓝白校服，后排的男生成心挤眉弄眼，前排的班主任笑得眼睛眯成条缝。上个月同学聚会，有人说班主任退休后搬去了海南，有人说当年总揪我辫子的男生开了家汽修厂，还有人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说这是刚拍的母校，操场旁的老槐树被台风刮倒了，新栽的香樟还没长到二楼高。

把旧物放回樟木箱时，发现箱盖内侧贴着张泛黄的日历，日期停留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室上数学课，课桌突然晃得厉害，粉笔灰簌簌往下掉。后来才知道，远方有座城市在那一刻碎了。父亲背着药箱去当志愿者的前夜，把这张日历撕下来贴在箱上，说要记住这天。他回来时晒得黝黑，背包里装着个变形的打火机，说是从废墟里捡的，“还有人用它点过最后支烟呢。” 如今打火机早没了气，可每次摸到它冰凉的外壳，总觉得能听见些遥远的呼吸。

锁樟木箱时，铜扣发出声悠长的叹息。窗外的玉兰开了，白得像落满月光的云，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突然想起母亲说过，人老了就爱攒旧东西，不是舍不得扔，是舍不得那些附在上面的日子。就像相册里的水果糖，明明早就没了甜味，可每次摸到那层透明糖纸，舌尖还是会泛起当年的甜；就像那件枣红色毛线衣，袖口磨得再破，穿在身上，总觉得有双温暖的手在轻轻拉着衣角。

暮色渐浓时，我把樟木箱推回角落，在箱盖上放了朵刚摘的玉兰花。也许过些年再打开它，花瓣会变成干枯的标本，和那些旧物一起，在时光里慢慢酿成酒。谁知道呢，说不定某天某个梅雨季，会有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踮着脚打开这箱时光，在褪色的毛线衣里，在磨亮的搪瓷缸上，看见我们曾怎样热烈地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