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樟木箱底层藏着一卷泛黄的星图，牛皮纸边缘蜷曲如枯叶。七岁那年夏夜，我踩着板凳够到箱顶，星图展开时抖落几粒干燥的樟木碎屑，在月光里划出细碎的银线。祖父进来时没开灯，借着窗棂漏进的天光，他指尖划过北斗七星的连线，说这七颗星像他年轻时赶马车的缰绳。
那时祖父在天文台当守夜人，值班室铁皮柜里锁着台老旧的折射望远镜。每个满月夜，他会把我裹在军大衣里带到观测台，镜筒里的月亮总沾着圈毛茸茸的光晕，像浸在水里的银币。他教我辨认猎户座的腰带，说三颗并排的亮星是天帝丢下的三枚铜钱，落在银河里就生了锈。
十二岁生日那天，祖父送给我一本手抄的星历。泛黄的纸页上，他用红铅笔标注着每次流星雨的时间，旁边画着歪扭的小火箭。”明年英仙座流星雨最盛，” 他用粗粝的拇指摩挲着某行字，”到时候咱们去村东头的麦垛上看。” 可那年春天，他在擦拭望远镜时突发脑溢血，倒下时撞翻了三脚架，镜筒在水泥地上磕出个月牙形的豁口。
葬礼后整理遗物，我在星历最后一页发现半张火车票，终点是青海湖。背面用铅笔写着 “8 月 12 日，英仙座”。我把星图折成巴掌大的方块塞进裤兜，暑假瞒着母亲坐上了西去的绿皮火车。硬座车厢里弥漫着泡面和汗味，邻座的地质队员得知我要去看流星雨，从帆布包里翻出顶防晒帽：”湖边风大，夜里能冻出霜花。”
黑马河的帐篷旅馆住满了观星人。有对带着天文望远镜的老夫妇，他们的三脚架上挂着褪色的丝巾，老太太说那是四十年前在紫金山天文台约会时系的。深夜的湖边结着薄冰，我裹着两床棉被躺在防潮垫上，猎户座的腰带在头顶格外明亮。当第一颗流星拖着绿尾巴划过银河，我忽然想起祖父说过，流星是星星在换岗，旧的去了新的来，就像麦地里的茬口，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大学选专业时，我填了天体物理。实验室的穹顶观测室总在午夜后亮起，导师是位头发花白的女教授，她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不同年份的星轨照片。”你看这张，” 她指着 1986 年哈雷彗星回归时的记录，”曝光了整整七个小时，底片边缘都起了雾。” 有次整理旧档案，我在 1973 年的观测日志里发现祖父的签名，钢笔字在纸页边缘洇开，像颗模糊的星斑。
毕业后我参与了南极冰穹 A 观测站的建设。极夜来临时，整个科考站被深蓝色的寂静包裹，唯一的光源是实验室的探照灯。零下六十度的寒夜里，我和同事们轮值观测，望远镜的镜头需要每小时加热一次，防止被冰霜冻住。某天凌晨换班时，我在观测日志上画下当时的星图，猎户座的位置比在北半球时高了许多，像被谁挪了挪位置的棋子。
去年夏天，我带着女儿回到故乡的天文台。翻新后的观测台安装了自动跟踪系统，祖父当年用过的望远镜被摆在展厅，玻璃罩上贴着 “1968-1997″ 的标签。管理员说这台镜筒曾记录过海尔 – 波普彗星的彗尾，底片现在存放在国家档案馆。女儿指着墙上的星轨照片问：”爸爸，这些圈圈是什么？” 我想起祖父的话，说那是星星在跳舞，跳累了就把脚印留在天上。
离开时，我在纪念品商店买了张现代星图。塑料封皮上印着精确的赤经赤纬，北斗七星被标上了希腊字母。走到停车场时，手机收到推送的天文预报：三天后将有猎户座流星雨。发动汽车的瞬间，后视镜里的天文台穹顶正缓缓闭合，像只疲倦的眼睛慢慢闭上。后视镜里的光斑渐渐缩小，最后变成一粒星子，落在挡风玻璃的雨刷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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