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手指在布满划痕的剪辑台上停顿了三秒，窗外的梧桐叶正好飘落在老式胶片放映机的散热口。他从褪色的牛仔包里掏出半截铅笔，在分镜稿背面画下第七个版本的结局 —— 女主角最终没有登上飞往戛纳的航班，而是留在县城电影院修补被暴雨泡坏的拷贝。
“周导，投资方又来电话了。” 场记小陈抱着剧本站在门口，白球鞋上还沾着凌晨拍雨戏时的泥浆。老周没抬头，铅笔尖在纸上洇开一小团墨渍，像极了三十年前那个雪夜，他蹲在北影厂门口啃冷馒头时，呵出的白气落在剧本上的痕迹。
那时候他还是电影学院最年轻的编剧，口袋里总揣着半截用橡皮筋捆着的钢笔。有次在食堂排队打饭，听见两个录音系的学生讨论《公民凯恩》的音效设计，他手里的搪瓷碗 “哐当” 掉在地上，小米粥溅湿了洗得发白的军裤。后来他花三个月伙食费买了台二手录音机，在筒子楼里录下各种声音：隔壁夫妻的争吵、清晨卖豆腐脑的吆喝、冬天下水管冻裂的滴答声。这些杂音后来成了他首部获奖短片里最动人的背景音。
“周叔，您看这个。” 摄影助理小张举着监视器跑过来，屏幕里女主角苏晴正坐在斑驳的电影院座椅上，指尖划过 “禁止吸烟” 的褪色标语。她睫毛上还挂着假泪珠，却突然对着镜头笑起来：“小时候我爸总带我校看电影，散场后就在这排座椅底下捡别人落下的糖纸。”
老周的喉结动了动。他想起自己父亲，那个在胶片厂干了四十年的洗印工，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电影是光做的，能照亮人心。” 那年他刚拿到第一笔剧本稿费，买了台进口摄像机，却在父亲的葬礼后把它锁进了樟木箱，转身去电视台做了五年纪录片。
片场突然一阵骚动，投资方代表踩着高跟鞋闯进来，香奈儿五号的味道瞬间盖过了道具组熬制的爆米花香气。“周导，我们商量过了，结局必须改。” 她把镶钻指甲戳在分镜稿上，“女主角要穿着高定礼服走红毯，最好再加段和好莱坞导演的吻戏。”
老周的铅笔 “啪” 地断了。他想起上周在医院走廊，撞见苏晴躲在消防栓后面哭。小姑娘刚拍完水下戏就发起高烧，却对着电话那头的母亲说：“妈，我挺好的，昨天还和影帝搭戏呢。” 其实她所谓的搭戏，不过是在镜头扫过的人群里站了三小时。
深夜的剪辑室亮起一盏台灯。老周把投资方送来的修改意见揉成纸团，塞进装满烟头的可乐罐。墙上贴着他用红笔圈住的拍摄计划：周三补拍菜市场的戏份，周五录老街坊的方言旁白，下月初去山区小学拍孩子们看露天电影的场景。那是他偷偷加的戏，预算从自己的导演费里扣。
杀青那天飘起小雨。苏晴穿着洗得发白的帆布鞋，站在电影院的舞台上念片尾字幕。当念到 “编剧 / 导演：周明远” 时，台下突然响起掌声。老周看见角落里坐着几个白发老人，是他托人从老家请来的老街坊。其中穿蓝布衫的老太太抹着眼泪，手里攥着三十年前的电影票根 —— 那是老周父亲工作的影院最后一场放映时的票根。
三个月后，影片在艺术院线悄悄上映。没有红毯仪式，没有媒体通稿，却在豆瓣上慢慢涨分到 8.7。有观众在评论区写道：“最后那个镜头，女主角蹲在电影院修补胶片，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认真的侧脸上。那一刻突然明白，有些光芒，从来不需要聚光灯。”
老周在首映礼的后排找了个角落坐下。当片尾字幕滚动到最后一行，屏幕上突然出现一行小字：“献给所有在黑暗中守护光影的人”。他看见苏晴捂着嘴哭了，眼泪落在胸前那枚胶片形状的项链上 —— 那是开机时他送的，用的是父亲当年洗印的第一卷胶片的边角料。
散场时，保洁阿姨推着拖把进来，看见老周还坐在原位。放映机的光束在他花白的头发上跳跃，像撒了一把星星。“大爷，该清场了。” 阿姨笑着说，“这电影真好看，就像我年轻时候看的那些老片子。”
老周站起身，腰板挺得笔直。走廊尽头的玻璃窗映出他的身影，竟和三十年前那个蹲在北影厂门口的青年慢慢重合。他摸出兜里的钢笔，金属笔帽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 那是父亲留下的遗物，笔杆上刻着一行小字：光在哪里，影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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